李大龙

和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民族史及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和亲始于西汉和匈奴的和亲，其后为历朝历代所沿用，清朝则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满蒙联姻政策彻底解决了蒙古问题。也就是说，和亲是历代王朝治边政策中少有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对多民族中国、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和亲研究的文献计量考察

我国历代文献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和亲的珍贵史料，但以往的研究对和亲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斟酌的方面，如早期的研究者认为刘敬的和亲建议充满着书生气，更有不少人认为和亲是屈辱性的政策，当然亦有学者认同和亲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民族交往和融合。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回顾以往的和亲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通过中国知网以“和亲”并含“民族”做主题检索，可以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起和亲研究就受到学界关注，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高潮期。和亲研究文章总量达到了1067篇，其中既有学术期刊论文，也有学位论文，更有会议论文，而学位论文的出现，则说明研究后继有人。

从检索的数据分析看，和亲研究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就研究主题而言，和亲政策、中华民族、王昭君、和亲公主、中原王朝、呼韩邪单于、唐王朝、汉武帝、民族关系、文成公主、吐谷浑等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就研究所体现出的关键词而言，和亲、匈奴、民族关系、唐代（朝）、民族政策、西汉、和亲政策、王昭君等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在和亲研究中，主题和关键词既反映出汉代和唐代的和亲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也反映出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作者发文量及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亲研究的核心作者及主要研究机构等分布的具体情况。从作者发文量来看，影响力最为突出的是烟台大学的崔明德教授，他为和亲研究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将其所著《中国和亲通史》等有关和亲的专门性著作再纳入视野，可以证明这一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此外，核心作者还包括三峡大学的王前程教授、云南大学的王文光教授等。就研究机构而言，发文量20篇以上的研究机构分别是烟台大学、兰州大学、内蒙古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烟台大学、兰州大学之所以能够位列前两位，都是和崔明德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努力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烟台大学业已成为和亲研究名副其实的中心。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和亲研究贡献最大的崔明德教授是山东人，和亲研究的中心烟台大学是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高校，而西汉和亲建议的最早提出者刘（娄）敬则是齐人。也就是说，和亲政策与和亲研究都和山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和亲之策及其初始目的

和亲起源于何时？和亲的初始目的是什么？一直以来这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普遍认为和亲的起点是西汉与匈奴的和亲，但作为政治联姻，则古已有之。崔明德在《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中认为，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和亲”之名及许多类似于汉唐和亲性质的联姻。①将和亲溯源至春秋战国时期，拓展了和亲研究 的视野。西汉王朝是较早将和亲用于边疆治理的王朝。《汉书》言：“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②这里认为和亲之论首发于刘敬。刘敬为何能够提出将和亲施用于匈奴，是基于他对匈奴和西汉势力对比的清晰认识。刘敬对匈奴的了解达到了何种程度，这在劝阻汉高祖刘邦北征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史记·刘敬传》载：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踰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迺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③

由此可知，刘敬原是齐国人，曾经出使匈奴，和同时期出使匈奴的十几个者不同，刘敬力主“匈奴不可击”，而刘邦没有采纳这一建议，所以有了被围白登七日的结果，此也为刘邦在无法处理匈奴问题时又问计于刘敬埋下了伏笔。

白登之围的顺利解决只是免除了刘邦的性命之危，而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却日益紧迫。面对这种情况，刘邦问计于刘敬，而刘敬奉献的即是影响后世治边政策的和亲之策。《史记》对此记载甚详：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柰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④

西汉和匈奴和亲约缔结后，汉匈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由于匈奴依然会南下进犯，后世学者对刘敬和亲之策的价值多有诟病，或从平等的视角认为汉初的和亲之策是屈辱性的，或从和平的视角认为和亲并没有达到实现和平的目的，或从谋求单于位的视角认为是书生气十足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刘敬和亲建议做系统审视。这一建议的初始目的是什么？是单纯的以嫁公主换和平吗？笔者认为和亲建议的内涵是丰富的，远不止此。和亲政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换取和平，而是要做到“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这是需要长时段才能达到目的的建议。由上述记载看，刘敬和亲之策并非简单地嫁一个公主去匈奴，至少还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这是一个不能短时期内见到效果的计策，即“兵可无战以渐臣”，“计久远子孙为臣耳”。

其二，嫁长公主，谋求西汉和匈奴统治者之间的血脉相通，最终达到和亲公主生子为太子，从而实现得单于位的目的。

其三，密切双方的经济联系，即“厚奉遗之”和“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谋求匈奴对西汉形成依赖，最终控制匈奴。

其四，密切双方的文化交流，让匈奴接受中原的礼仪制度，即“使辩士风谕以礼节”，谋求改变匈奴“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的状况。这是和亲之策得以实现的关键，既是公主生子为太子进而得到单于位的制度前提，也是“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得以实现的礼仪制度保障。

其五，双方制定和亲约，规范双方关系。

刘敬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议，是充分评估了西汉和匈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的优劣，不仅规避了西汉在军事上的不足，而且发挥了西汉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是一个环环相扣试图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彻底改变匈奴的建议，最终目的是使匈奴臣服。

三、西汉和亲政策的实施

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包括哪些内容，与刘敬的和亲建议是否一致，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西汉建立后，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始于汉初的“平城之围”后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和亲，因此刘敬和亲之策的主要内容与后期汉朝和亲政策的内容是否一致值得我们关注。而从史书的记载看，西汉针对匈奴实施的和亲政策尽管与刘敬的和亲建议有着一定差别，但基本符合刘敬和亲建议的几项内容。

差别最突出的表现是和亲公主的身份。如上引史书所载“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其原因是因为吕后不愿意将其女儿远嫁匈奴。不仅公主身份有了差别，而且很多次和亲甚至也没有嫁公主的记载，只是简单地重复“和亲约”。⑤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基本上按照刘敬的建议实施了。西汉和亲匈奴后，双方的经济交流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伴随着和亲而进行，也有“岁遗”、互市等常规性的贸易交流，更有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间的互相赠与，汉武帝曾经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说明这种赠与数量也是可观的。而按照《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在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时期，西汉经常向匈奴派遣使者，这些使者中有些是担负着“辩士”的职责，与匈奴围绕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差异展开争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规模不是笔者在此要探讨的，在此需要关注的是西汉和匈奴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是否是刘敬和亲建议所设计的那样，要达到让匈奴对西汉产生经济依赖和达到了“风谕以礼节”目的。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难度，因为作为西汉和亲政策执行者的西汉宦官中行说降服匈奴之后做的三件事情就能够体现西汉经济和文化交流要达到的目的。

事件之一是劝说匈奴单于要警惕西汉与匈奴的经济交流，避免对西汉形成依赖。“初，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服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⑥由此可见，西汉的经济交流之策所取得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而中行说所言应该是道出了西汉如此做法的目的。

事件之二是代表匈奴和西汉使者进行辩论，驳斥西汉使者的汉文化优越论，客观上也消解了西汉“辩士”的努力。《汉书·匈奴传》载：“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⑦中行说和西汉使者争论的议题是围绕“仁义”和“礼仪”展开的，这些使者即是刘敬所言“辩士”无疑。

事件之三是中行说建议匈奴单于在和西汉皇帝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在礼仪制度上超过西汉。《汉书·匈奴传》载：“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⑧中行说建议的目的自然是在礼仪制度上要确立匈奴的优越感。

这些记载说明西汉的和亲政策除嫁公主一项外，其他几项和刘敬的和亲建议是相同的，同时也显示刘敬的建议并不是屈辱的妥协性政策，而是具有很强攻击力的进攻性政策，只是不会很快见到效果。遗憾的是，和亲要达到的目的为中行说给匈奴单于的一系列应对举措部分消解，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四、和亲与民族交融

刘敬何以能够想出利用和亲以实现“兵可无战以渐臣”匈奴的计策，这是和源自于中原农耕族群的以“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文化标准划分“中国戎夷无方之民”⑨的族群观分不开的，是传统“用夏变夷”思想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刘敬的和亲建议是希望通过嫁公主生太子从而获取匈奴最高政治权力-单于位，通过经济交流让匈奴对西汉形成严重依赖，通过“辩士” 谋求匈奴接受西汉的“仁义”等，最终实现“兵可无战以渐臣”匈奴。西汉的和亲政策虽然没有嫁皇帝的长公主，而是以“家人子”为公主，但其他各项做法基本是按照刘敬的和亲建议具体实施的。

西汉和亲公主只有王昭君的后代见于史书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⑩也就是说，西汉希望通过和亲谋求匈奴单于位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仅仅从这一点尚不足以对和亲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客观评价，因为西汉和匈奴之间长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说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的降汉还有西汉武力威胁的因素，那么东汉初期匈奴的分裂及其南匈奴的南下降汉则是匈奴主动选择的结果。《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二十二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既怀愤恨。……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⑪延至两晋时期，匈奴人刘渊放弃匈奴的复国活动而以“汉高魏武”为榜样，开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争夺中国正统之先河。

《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渊其人“幼好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资治通鉴》载刘渊尝自言“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说明刘渊已经超越作为一个匈奴人应有的复国责任而视“大一统”为最高政治追求。刘渊不仅完全接受了“大一统”思想，且将其付诸实践，假托刘氏后裔，称“昔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刘渊即汉王位时曾言：“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⑫刘渊的做法为其后的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争夺“正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虽然被中原史家称之为“五胡乱华”，但却促成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也为其后盛唐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所有这些结果，都是以西汉初期西汉与匈奴的和亲为开端的，很难说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注释：

①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②《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1册，第3830页。 

③《史记》卷九十九《刘敬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8册，第3092页。

④《史记》卷九十九《刘敬传》，第8册，第3093页。

⑤参见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⑥《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下》，第11册，第3759页。

⑦《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下》，第11册，第3760-3761页。

⑧《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下》，第11册，第3760页。

⑨王梦鸥译注：《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81-182页。

⑩《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06页。

⑪《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10册，第2942页。

⑫《晋书》一〇一《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9册，第2649-2650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9月第34卷第5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