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
本文以新的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认为,中原王朝与乌孙、鄯善、高昌、西突厥、宁远、于阗等政权的和亲以及辽与大食的联姻, 拓展和巩固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政权的和亲,辽与西夏、阻卜、回鹘的和亲,蒙元与高昌、高丽的联姻,以及满蒙之间的联姻,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吐谷浑、吐蕃等政权的和亲以及以拉萨为中心的吐蕃和亲圈,开辟或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和亲对丝绸之路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疆环境;二是和亲双方积极通商;三是和亲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带动了西域植桑养蚕业的发展;四是和亲公主努力协调双方关系,不断清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五是和亲公主对丝绸之路的监督;六是少数民族首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七是部分和亲公主从事商业活动;八是与和亲相关的使团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九是中原王朝的大量赐物丰富了丝绸之路。
[关键词]和亲 丝绸之路 拓展
一、问题的提出
一提丝绸之路,人们总会联想到张骞凿空西域,裴矩张掖互市,往来中西的商人,河西四郡的设立,河西地区新农业区的开辟,回纥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等。这些无疑与丝绸之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和亲是否与丝绸之路有关系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四条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
其一,陆上丝绸之路:东端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或经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在疏勒(今喀什)以西越过葱岭,更经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尔罕附近)西行,或经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在莎车(今莎车)以西翻越葱岭,更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以上两条西行的路线会于木鹿城(今马里),然后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地中海,转达罗马各地。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
其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去,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去。
其三,草原丝绸之路: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地区,中原与西方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遭到阻隔,而由于回纥与唐朝关系比较密切,加之回纥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因此,中原和西方商人大都改道经过回纥进行交易。这样,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
其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除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外,笔者认为,在隋唐时期还有一条自长安经吐谷浑到吐蕃, 然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的新的丝绸之路。唐代之后,这条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为了便于叙述,笔者将其称之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上,至少有360次和亲。这些和亲的一方或分布在陆上丝绸之路,或活动在草原丝绸之路,或地处海上丝绸之路, 或处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当然,有的少数民族政权幅员辽阔,既跨陆上丝绸之路,也与草原丝绸之路相连,加之其统治区域随着力量的强弱而扩收,所以很难将其严格界定为是地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如匈奴、乌孙、突厥等政权,或可称之为陆上丝绸之路上的政权,亦可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政权。
在陆上丝绸之路的政权有乌孙(汉与乌孙和亲)、鄯善(西汉、前凉与鄯善和亲)、焉耆(车师、突厥与焉耆和亲)、车师(匈奴与车师和亲,车师与焉耆和亲)、康居(匈奴与康居和亲)、大月氏(大月氏向东汉求婚)、莎车(于阗与莎车和亲)、前秦(前秦与氐、西秦和亲)、后秦(北魏、柔然与后秦和亲)、西秦(西秦与前秦、拓跋鲜卑、南凉、吐谷浑、鲜卑和亲)、南凉(西秦与南凉和亲)、北凉(北魏、西秦与北凉和亲)、夏(北魏与夏和亲)、口厌哒(柔然与口厌哒和亲)、高昌(隋、突厥与高昌和亲)、西突厥(隋与西突厥和亲)、于阗(唐、突厥与于阗和亲)、宁远(唐与宁远和亲)、龟兹(突厥、吐蕃与龟兹和亲)、疏勒(突厥与疏勒和亲)、康国(突厥与康国和亲)及坚昆(突厥与坚昆和亲)、大食(辽与大食和亲)等 。
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政权有匈奴(两汉与匈奴和亲)、夫余(公孙度与夫余和亲)、乌桓(袁绍与乌桓和亲)、拓跋鲜卑(拓跋鲜卑与匈奴、西秦和亲)、北燕(北魏与北燕和亲)、柔然(北燕、北魏、东魏、北齐与柔然和亲)、突厥(西魏、北周、隋、唐与突厥和亲)、回纥(唐与回纥和亲)、辽(辽与阿萨兰回鹘和亲)、阻卜(辽与阻卜和亲)、西夏(西夏与辽、吐蕃、蒙古和亲)、西辽(乃蛮与西辽和亲)、金(西夏与金和亲)、蒙元(蒙元与西夏、金和亲,蒙元与高丽世代联姻)等。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联系的政权主要有南诏(唐与南诏和亲)、大长和国(南汉与大长和国和亲)及云南大理(蒙元与云南大理段氏联姻)等政权。
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政权有吐谷浑(西秦、隋、党项、唐、吐蕃与吐谷浑和亲)、苏毗(吐蕃与苏毗和亲)、吐蕃(唐、吐谷浑、辽、西夏、元、甘州回鹘、龟兹与吐蕃和亲)、尼泊尔(吐蕃与尼泊尔联姻)等。
这些现象,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古代和亲与陆上丝绸之路是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和亲与草原丝绸之路又是什么关系?中国古代和亲是如何开辟或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二、和亲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不同政权之间的和亲较多,但最活跃、最具特色,对丝绸之路影响最大的是汉与乌孙、北魏与北凉、隋与高昌以及唐与于阗、宁远的和亲。
西汉与乌孙共有3次正式和亲,其中成婚的有2次。根据相夫准备出嫁元贵靡已到敦煌和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从长安回乌孙途经龟兹等情况来看,汉与乌孙的和亲路线大致就是张骞出使乌孙联系和亲事宜所经过的路线,即长安-陇西-武威-敦煌-龟兹-姑墨-温宿-赤谷城。
乌孙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按照传统的看法,汉与乌孙和亲的动机是为了结交军事同盟,“断匈奴右臂”。如果结合丝绸之路来看西汉和亲的动机,除了结盟之外,还有彻底打通丝绸之路的意图。因为在汉武帝时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 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汉远,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说明当时与汉作对的匈奴基本控制了西部陆上丝绸之路。这是汉武帝所不希望看到的事实。而西汉欲控制丝绸之路,就必须把乌孙拉到自己一边。因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张骞的认识非常深刻,具有战略意义。在他看来,“蛮夷俗贪汉财物”的本性,是汉朝争取乌孙等国的基本条件,只要与乌孙和亲,就可使其听命于汉朝,既可解除匈奴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亦可向西延伸丝绸之路。所以,西汉与乌孙和亲,表层是结交军事同盟,深层则是与匈奴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从和亲的结果来看,细君公主的出嫁,初步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解忧公主的出嫁,则彻底贯通了这条丝绸之路;而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出嫁龟兹王绛宾、次子万年出任莎车王以及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则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这条丝绸之路。
对于乌孙来说,因对西汉了解不多,加之长期附属匈奴,因此对和亲持消极态度。后来因为知汉广大,特别是乌孙使者见汉人众富厚,乌孙“乃益重汉”,逐步改变了外交策略。而匈奴对乌孙与汉朝联系的恼怒,又加快了汉、乌和亲的步伐。于是乌孙便“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乌孙向汉“献马”,既有见面礼的意思,也有进行贸易的意图,因为在西汉时期西域“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贾,以献为名”。由此可见,乌孙同意与西汉和亲也有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动机。对于匈奴来说,决不肯轻易放弃对乌孙的控制权。在西汉细君公主出嫁乌孙昆莫后,匈奴便改变了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亦遣女妻昆莫”。匈奴与乌孙和亲的意图也在于丝绸之路,只要我们看一下“与匈奴结婚姻”的车师王“教匈奴遮道通乌孙者”这件事情,就可以明白匈奴与乌孙和亲的用意之所在。
鄯善国因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遂成为西汉与匈奴的争夺对象。鄯善从自身安全考虑,采取了“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的两面讨好的策略。尝归即位后,在匈奴的离间下,一再阻拦安息、大宛等国派往汉朝的使者,为这条丝绸之路制造了许多麻烦。为了清除障碍,汉在刺杀尝归的同时,又拥立亲汉的尉屠耆为王,“赐以宫女为夫人”。鄯善与汉和亲,标志着自鄯善沿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北麓向西的路线即“西域南道”从此畅通无阻。前凉与鄯善的和亲,又进一步修复了这条通道。
东汉和帝时期,大月氏向汉求婚尽管没有如愿,但大月氏希望通过和亲与东汉进行商业贸易的意图则是非常明显的。关于大月氏向汉求婚的过程,《后汉书·班超传》载:“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这段史料只是记载了大月氏出兵助汉、每年朝贡及求婚的先后顺序,但并没明确交代大月氏求婚的动机。法国人布尔努瓦在其《丝绸之路》一书中明确点出了大月氏求婚的真实目的:“公元90年,贵霜国王确实曾向汉朝宫廷派遣了一位使者,其目的是为君主本人向一位汉朝公主求婚。”“贵霜人曾野心勃勃地想与汉朝通婚,那它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垄断中国丝绸的买卖权,但这样做却有损于波斯的利益。通过拒绝贵霜的联姻要求,汉朝就表示出了它乐意与波斯人结盟,至少是表示它没有同两家同时签订贸易协议。”大月氏的做法自然有其充足理由和长远打算。因为在大月氏西北的波斯帝国的一行省-安息-早已得到了汉朝的“缯彩”,且已占据了向欧洲转输汉朝丝绸的垄断地位,获得了“十倍”或“百倍”的利益。作为与安息同处中西交通要冲的大月氏在艳羡、妒嫉安息的同时,自然也想从中获利。而获利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与汉和亲 ,借此建立如汉与匈奴和亲“通关市”那样比较稳固的贸易关系,从而“垄断中国丝绸的买卖权”,获取更大的利润。尽管因东汉的拒婚使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但战后的结果却使大月氏“岁奉贡献”。当然,东汉对大月氏也会不断回赐。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大月氏在求婚被拒之后,又派人出使大秦(罗马),向大秦提出过进行直接贸易的建议。而大秦“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样,大月氏就成了连接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新的站点。由于在当时情况下,罗马等三四个帝国都没有找到“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所以,大月氏的做法就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总之,大月氏向东汉求婚虽然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拓展丝绸之路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虽有拓展丝绸之路的愿望,但也严格控制生产丝绸“所必需的三种东西:蚕卵、某种桑树和种子、养蚕以及处理蚕茧和直至缫丝的熟练工人”。对于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政权来说,迫切希望得到蚕卵、生产丝绸的工艺流程及技术工人,以便能够自己生产出当时价格非常昂贵的丝绸,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于阗通过和亲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据藏文经典《于阗国史》、《新唐书·西域传》和《大唐西域记》等书记载,约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通过和亲,中原的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了于阗。《大唐西域记》卷第12《瞿萨旦那国·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入》载:“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法国人布尔怒瓦对这次事件的解释是:这位公主将蚕种藏在头饰之中,把桑树籽和其他种子掺和在一起藏在她个人的药品中,并将几名善于养蚕和缫丝的女专家化装成其侍女。这样一来,经过数世纪之后,养蚕业的秘密就从中国中原泄露出去了。欧洲人斯坦因在1901年考察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时,发现了一块与此故事有关的版画。画版中央画一盛装贵妇人,花冠长发,端坐于中,左右各有一妇跽坐两旁,左侧之妇左手指着贵妇人的花冠。贵妇人与左面妇女间,有一盂或篮,盛满圆形物品;贵妇人与右面妇女间,画有一长方多面形物品。画版中后方还有一高坐于上的四臂神象。这块版画,显然是上述故事的艺术再现。中坐者是那位公主,左侧之妇左手指向花冠, 版画作者用此表示花冠下藏有蚕种。左边篮中所藏物品,显然是蚕种,右边的长方多面形物品是一架纺车。尽管这个故事传说成分很大,但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仍可看出不少问题:
第一,养蚕缫丝业传入于阗与和亲有关。换句话说,就是和亲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带动了于阗乃至西域植桑养蚕业的发展。
第二,所谓“邻国”,《大唐西域记》中说“东国”,虽未确指哪一个具体国家,但西域以东的国家即中原王朝是确信无疑的。
第三,从这位公主的形象进了寺院壁画来看,西域人对养蚕缫丝有贡献的中原女子是非常尊重的。
第四,中原人发明的养蚕缫丝技术先通过于阗然后传入西亚和欧洲。
第五,于阗自己能够生产丝绸,既可免去从中原转运丝绸的旅途之苦,也能省下从中原转运丝绸的成本以及大量旅费,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魏晋至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政权之间的和亲较多,尽管这些和亲的类型和性质有些差异,但几乎所有的和亲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丝绸之路。如拓跋魏与北凉的和亲路线实际上是陆上丝绸之路东端向东北的延伸,隋与高昌、西突厥以及唐与于阗的和亲是对原丝绸之路的拓展,唐与宁远的和亲则是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中端另外开辟一条辅线,辽与大食的和亲是对丝绸之路的延伸。上述和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亲公主监督丝绸之路的畅通。众所周知,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诸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了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历代王朝除设置军事重镇派兵保护之外,就是让和亲公主监督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不少和亲公主也肩负起了这一重任。如北魏太武帝令武威公主出嫁北凉沮渠牧犍的用意之一,就是监督丝绸之路的畅通。但是,沮渠牧犍妄自尊大,挑拨北魏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又“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侵吞北魏的商业利润,阻挠北魏与西域的交易。这些情况,通过武威公主和北魏使者反映到太武帝那里后,北魏决定出兵北凉。北魏出兵前,武威公主又“通密计之助”,使北魏顺利地平定了凉州,清除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隋炀帝时出嫁高昌的华容公主也时刻不忘监督丝绸之路的使命,对“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使隋唐王朝能够及时掌握西域形势,以便对西域的一些反常活动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第二,少数民族首领保护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它们能够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如辽在将可老公主出嫁大食王子时,辽圣宗就曾写信给伽色尼王朝马赫穆德(M ahamud)苏丹说:“今有贵主下嫁于卡迪尔汗(Qadir -khan)之子察格里特勤(Chaghri -Tegin),结成盟好,故命卡迪尔汗开通道路,庶几此后聘使往还无碍。遣使当选聪睿解事者,能宣畅朕意,并晓以此间情况。今遣卡利通加(Qali -tunka),欲以肇启邦交,永敦邻好也。”而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和亲后,成了中原王朝的兄弟之国或甥舅之国,因而其首领主动承担了保护丝绸之路的任务。例如,与汉和亲的鄯善国“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极为殷勤,为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及开展贸易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再如汉宣帝时,乌孙昆莫鉴于匈奴“欲隔绝汉”的状况,主动要求出动“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助汉夺回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又如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与唐和亲后,“誓为边捍”,保证了丝绸之路的中段畅通无阻。正是由于少数民族首领的保护,才使丝绸之路上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
第三,中原王朝对和亲公主及相关政权的达官贵人赐给大量金银绢缯,丰富了丝绸之路。西汉能够说通乌孙答应和亲的前提条件是“厚币赂”,张骞出使乌孙时就“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细君公主出嫁乌孙时,汉“赠送甚盛”。解忧公主的女儿出嫁龟兹王绛宾后,汉对其赐以“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由此可见,伴随着和亲,大批中原财物进了乌孙,而乌孙极有可能再利用中原的丝绸与西域等地的政权进行交易,获取比较可观的商业利润。
第四,部分和亲公主从事商业活动,为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色彩。如受唐玄宗册封的交河公主嫁给突骑施别种苏禄后,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她派牙官带着一千匹马的商队到安西互市,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由此可见,和亲公主的商业活动不仅数额大、活动范围广,而且以武力作后盾,使丝绸之路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景象。
第五,求婚、迎亲、送亲、慰问公主的使团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几乎每一次和亲从提出到和亲公主出嫁都要经过求婚、报聘、交纳聘礼、回报、迎亲、出嫁等程序,有的甚至要反复几次,持续几年;几乎每位和亲公主出嫁后,都要经过派使臣答谢、汇报公主的情况、看望公主等反复往来;有时和亲公主本人也委派她的侍从或所嫁民族的大臣向“父母之国”汇报情况,提出一些请求,奉献一些土特产品,等等。这些往来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人数众多,多者达数万人;二是成分复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少数民族首领的妻子儿女或其他贵妇人,还有商人和教徒;三是有些往来已经超出了求婚、交纳聘礼、迎亲、答谢、汇报的范围,具有极其明显的商业目的;四是中原王朝所赐物品的数额较大,往往成千上万;五是所赐物品的品种较多,既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一般装饰品,还有高级观赏品;六是使团停留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使他们有充裕的购物时间。
三、和亲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拓展
草原丝绸之路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地中海沿岸地区,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大致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根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斯基泰人就通过欧亚北部草原地带进行活动,《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也对这条通道做过粗线条的勾勒。
草原丝绸之路源于中原地区与北方及西北草原的经济往来。西汉与匈奴的多次和亲使中原与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连在一起,而匈奴与康居等政权的和亲,则向西延伸了草原丝绸之路。据《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及《册府元龟》等书记载,两汉与匈奴至少有13次和亲,匈奴与与康居、乌孙及车师也都建立了和亲关系。从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所走的路线来看,秦朝所开辟的长安-冯翊-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的通路因汉、匈和亲而得以巩固。《资治通鉴》卷19载:“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对此,颜师古注曰:“所过之郡,每为发兵陈列于道,以为宠卫也。”
综观汉与匈奴的和亲,可以看出和亲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丝绸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汉、匈双方通过和亲划疆立界,约定互不侵扰,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汉文帝时通过与匈奴和亲,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结合后,主动向汉元帝保证说:“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比较安定的边疆环境。
第二,和亲双方积极开通“关市”,促进了商贸活动。汉文帝时,“与通关市,妻以汉女”;汉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汉武帝即位时,仍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即使双方发生了冲突,“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其意。所谓“通关市”就是双方开展商贸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和亲密切相关。作为匈奴来说,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和亲与商贸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尚乐关市,耆汉财物”。匈奴大臣卫律对单于“常言和亲之利”。这“利”究竟是什么?匈奴单于对此做了详细说明:“今欲与汉(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自汉高祖“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韩安国所讲的“利”既有军事之利,也有经济之利。
第三,通过和亲,汉朝的大批财物进入匈奴,进一步活跃了丝绸之路。从汉高祖开始,中经文帝、景帝和武帝,直到汉元帝,西汉或“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或“输遗匈奴甚厚”。如汉匈和亲之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仍“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送和亲公主到匈奴的中行说则要挟汉使者:“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由此可见,伴随着和亲,大批中原财物进入了匈奴。
第四,由于匈奴夷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周边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于是便贯通了自长安北上蒙古高原再西至阿尔泰山的草原丝绸之路。呼揭地处匈奴的西部,游牧于阿尔泰山地区,匈奴兼并呼揭,这条丝绸之路也随之得以贯通。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次年,南单于借助东汉的力量出击北匈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北匈奴在退居漠北之后,一方面继续控制着西域北部的一些地区;另一方面也不断地通过向东汉求亲等方式,积极与东汉保持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如建武二十七年(51),北单于“遣使诣武威求和亲”;次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永平六年(63),“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以上几条史料向我们展示了东汉时期和亲拓展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些基本情况:
其一,北匈奴与东汉围绕和亲的几乎一切活动都与经济往来和“互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互市”是其主要目的,而和亲则是欲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
其二,北匈奴在向东汉求婚的同时,“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扩大了经济往来的范围,极大地扩展了草原丝绸之路。
其三,东汉政府尽管在与北匈奴和亲方面持消极态度,但作为补偿,东汉政府也积极安排汉匈之间的贸易活动,如元和元年(83),“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孟)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
其四,北匈奴在南匈奴、丁零、鲜卑及西域的围攻下,越过阿尔泰山进入乌孙,然后到达康居,最终抵达欧洲。北匈奴的西迁,实际上是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柔然,积极与中原的一些政权和亲,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从有关史料记载来看,柔然先后与北燕、后秦、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及口厌哒和亲,这些和亲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我们知道,北燕都于龙城,后秦都于长安,北魏都于平城,后迁都洛阳,东魏和北齐都建都于邺,西魏建都于长安,口厌哒在4世纪70年代即越过金山即阿尔泰山西迁索格狄亚那(Sog diana),控制了扎拉夫善河流域(Zarafshan R.)。综观柔然与其他政权的和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柔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与其他政权和亲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少数民族政权。
第二,柔然通过与其他政权的和亲最大限度地延伸了其商贸范围:南下与今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多线连接,东去抵达今辽宁,西去越过阿尔泰山,与欧洲相连。
第三,柔然与其他政权的所有和亲几乎都与商贸活动及其经济利益有一定关系。如延和三年(434)柔然主吴提与北魏国君拓跋焘互婚后,“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二千匹。帝大悦,班赐甚厚”。再如予成因羡慕“大国富丽”,便向北魏“求通婚聘”,为了结成和亲关系对北魏“岁贡不绝”。
第四,柔然广泛和亲的最终目的是想保持商路的畅通。《魏书·高车传》载:“蠕蠕、口厌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隋唐时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和亲进一步拓展及活跃了草原丝绸之路。《隋书·裴矩传》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钅发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忄凡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有的学者认为,《裴矩传》中的丝路“北道”,就是隋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若从宏观历史来看,裴矩所言“北道”只是接入了草原丝绸之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草原丝绸之路。从伊吾到蒲类海就是由今哈密越过天山,到巴里坤湖。突厥可汗庭与蒲类海之间的铁勒部,即原西部高车十二姓。由突厥可汗庭西进,所经扎布噶河、伊格尔河、斋桑河北段额尔齐斯河,以及依希姆河、托博尔河系北流河水,然后再经乌拉尔山、伏尔加河流域等草原地带,到达拂国和西海(今地中海)。
隋唐时期位于《隋书·裴矩传》中“北道”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突厥和铁勒。突厥的土门、木杆等可汗的牙帐均在金山(阿尔泰山),而这些可汗都曾与中原王朝有和亲关系。《周书·突厥传》载:“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环大怒……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我。太祖许之。”可见土门可汗“愿通中国”的主要动机是与中原王朝搞贸易,以羊马换缯彩,而和亲则是巩固贸易关系的一种策略。其后,突厥的不少可汗纷纷与中原王朝和亲, 进一步拓展及活跃了草原丝绸之路。北周与突厥和亲后,“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隋文帝时,因突厥突利可汗娶安义公主,隋对其“赐赍优厚”。隋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一次就“赐物万二千段”,对出嫁突厥的信义公主“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唐高祖在晋阳曾“自为手启,遗始毕可汗,云:‘欲举义兵,迎主上,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视受宝货。'”李渊把和亲与经济利益的密切关系说得十分明白。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明确告诉颉利可汗,只要突厥与唐和亲,可汗“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并派使者“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可见,突厥通过和亲得到了中原王朝的大批财物。这是其一。
其二,突厥借助和亲与中原王朝进行边境贸易,获利甚丰。在隋文帝时,突厥沙钵略可汗之子雍虞闾“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武德七年(624),“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唐玄宗时期,毗伽可汗默棘连连年遣使贡献方物,请求和亲。开元十五年(729),唐“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齑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唐玄宗在总结唐与突厥的和亲与互市的关系时说:“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说明通过和亲所开展的互市,双方基本上处于对等地位,都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突厥在隋唐时期曾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坚昆、康国及波斯、东罗马等政权联姻,这就为突厥利用中原的丝绸与西亚等地的政权进行大宗买卖提供了方便,加之罗马“北直突厥可萨部”,为突厥向欧洲转运中原的丝绸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其获取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
其三,突厥与中原王朝和亲后,其可汗主动承担了保护丝绸之路的任务。如沙钵略可汗与隋朝“立约,以碛为界”,并一再表示要“永为藩附”。启民可汗则主动上书隋文帝,表示“赤心归附”,保证了丝绸之路中段的畅通无阻。
回纥在丝绸之路上占有突出地位,因其与唐朝多次和亲,进一步活跃了草原丝绸之路。这是因为在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了河陇一带,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西亚到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挠,而草原丝绸之路益显重要。唐与回纥的和亲次数较多,入塞公主有毗伽公主,出塞公主有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仆固怀恩的三个女儿、咸安公主和太和公主。每位和亲公主出嫁时需要多少费用?《旧唐书·殷侑传》说仅礼费就需500万贯。唐宪宗时的礼部尚书李绛说“婚赀”需要20万缗。这个数字当然不小,致使唐宪宗多次以婚费太多为由拒绝回纥的求婚。但是,这个数字与唐朝通过和亲请来回纥援兵平定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相比,又显得微乎其微。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唐与回纥的和亲提供了契机,而唐与回纥的和亲以及回纥出兵助唐平乱的直接后果,就是不等价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而唐则“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这种不等价的绢马贸易在开始时,唐还勉强承受得了,时间一长,就无力负担了,但又不敢公开得罪回纥,只好以抱怨回纥马匹瘦弱、拖欠绢帛、偷工减料、短尺少寸等办法应付回纥,引起了回纥的强烈不满。咸安公主见状,多次出面与唐交涉,终于使唐在元和二年(807)付清所欠绢帛,并“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唐与回纥的茶马贸易也是如此,回纥经常“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在唐与回纥的贸易中,唐朝究竟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恐怕很难统计出确切的数字,但是,如下几组数字所透漏出的信息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回纥准备向唐卖10000匹马,可得40万匹绢,有司因“国计不充”,只想买1000匹;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唐付给回纥马价绢30万匹;次年二、三月,两次共付给12万匹;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和十一年共分四次付给回纥马价绢282000匹;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二月、四月和十二月分三次共付给马价绢20万匹;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三月、六月两次付给马价绢46万匹,大和三年(829),又付给马价绢23万匹。总之,唐朝因和亲以及请兵平乱付出了无计其数的绢帛,大致相当于唐宪宗时期全国三分之一的赋税。
除了官方贸易之外,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伴随着和亲队伍,唐与回纥的私人交往也十分频繁。《新唐书·回鹘传》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新唐书·赵憬传》载:“咸安公主降回纥,诏关播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异时使者多私赉,以市马规利入,独憬不然。”说明绝大部分送亲使者都在趁机与回纥交易,牟取暴利。他们所用来交易的不外乎丝绸和茶叶之类。这些东西,一小部分是自己带的,而大部分是途中以卖官的形式从富豪之家所得。《旧唐书·胡证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太和公主出降回纥,诏以本官检校工部尚书充和亲使。旧制:以使车出境,有行人私觌之礼,官不能给,召富家子纳资于使者命之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论回纥受赐于唐朝的绢帛茶叶,还是通过不等价的贸易所得到的绢帛茶叶,只有一小部分留作自己享用,其余则利用交通之便转运到西域、中亚以至欧洲出售。
在宋辽夏金元时期,辽与西夏、回鹘、阻卜、高丽之间,以及蒙元与西夏、金、高昌回鹘王国之间,都有一些和亲关系。这些和亲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丝绸之路。《辽史·食货志下》载:“(契丹)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文献通考》卷346《四裔考二十三·契丹下》载:“高昌,龟兹,于阗,大、小食,甘州人时以物货至其国交易而去。”《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记载的更加具体,其文云:“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朝贡。(贡)玉、珠、犀、乳香、琥珀、碉砂、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阿、砂、褐里丝。”
从以上三条史料可以看出,辽夏金元时期的和亲与丝绸之路具有如下一些联系:
第一,凡是有和亲关系的两个政权,双方大都有互市等商贸关系,而且,双方的和亲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经济贸易的开展。
第二,和亲的双方通过朝贡、设立互市场所等方式,使双方的经济交流不断加强。如高昌回鹘王国对辽“三年一次朝贡”,而辽对回鹘的回赐“至少不下四十万贯”。
第三,和亲的双方都对互市非常重视,甚至连双方的最高统治者都亲自参与其中。如辽在高昌所设的互市场所,市场交易由高昌“国主亲与北主评价”。
第四,和亲政权之间的“时以物货至其国交易”,促进了双方的城市发展和经济繁荣,极大地活跃了丝绸之路。
四、和亲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拓展
中国古代和亲所开辟或拓展的“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端基本上是一致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止点在哪里?中转点又在哪里?目前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去,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去。从局部和某一时期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从整体尤其是结合中国古代和亲的历史来看,它又有偏失和遗漏之处。换句话说,它忽略了从长安经今甘肃转向今青海再经今西藏到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路西去的路线。
位于这条路线的政权有西秦、南凉、吐谷浑和吐蕃等等。西秦与南凉有二次和亲,与吐谷浑一次;东魏与吐谷浑和亲二次;隋与吐谷浑和亲一次;唐与吐谷浑和亲至少有七次;唐与吐蕃和亲二次;辽与吐蕃和亲一次;西夏与吐蕃和亲五次;阿萨兰回鹘、龟兹与吐蕃各和亲一次。此外,与和亲有关的诸如求婚、报聘、回报、迎亲、公主出嫁、慰问公主等来往就更多了。这些活动,逐步开辟或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下面着重考察一下拓展的过程。
东魏与吐谷浑第一次和亲时,吐谷浑“假道蠕蠕,频来东魏”;第二次和亲后,吐谷浑对东魏“朝贡不绝”。当然,东魏对吐谷浑也回赠不断,说明从邺经柔然的通道已经铺到了吐谷浑。隋光化公主和吐谷浑首领世伏、伏允结婚后,吐谷浑向隋“朝贡岁至”,隋也回赐不断。在唐与吐谷浑多次和亲的同时,吐谷浑向唐“献马牛羊万”,并决定对唐“比年入朝”。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谷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通过这几次和亲,自长安到吐谷浑的通道被开辟了出来,并逐步得到了修整和拓展。需要说明的是,这条通路的开辟自然还有战争因素。
隋唐时期,以今拉萨为中心形成了吐蕃和亲圈。据汉、藏文有关史料记载,吐蕃分别与苏毗、象雄、吐谷浑、苏禄、小勃律、泥婆罗(尼泊尔)、党项、南诏及康国等政权建立过和亲关系。其中,松赞干布本人就与唐朝、泥婆罗、象雄、党项等政权和亲,墀德祖丹赞普先后与南诏、唐朝及康国和亲。
关于吐蕃与吐谷浑的和亲,《新唐书·吐蕃传》曾予以概括:“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据中外学者对近世在新疆发现的有关吐蕃文书的研究,唐朝贞观九年(635),吐蕃墀邦公主出嫁吐谷浑王,生子为莫贺吐浑可汗(诺曷钵),双方由此结成了甥舅关系。墀邦公主在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路过吐谷浑时,她和诺曷钵等人热情欢迎文成公主并为她送行。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吐蕃的另一位王室之女赞蒙墀邦出嫁吐谷浑王慕容忠。吐蕃在将公主出嫁给吐谷浑的同时,也娶吐谷浑的公主作为王妃。据藏史记载,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松贡赞曾娶吐谷浑公主忙杰赤噶蒂霞为王妃。吐蕃与吐谷浑的和亲,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确保从吐蕃到吐谷浑这条道路的畅通无阻。只要我们仔细揣摩一下总章二年(669)“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这段话就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一问题。
如果说自长安到吐谷浑的通道的开辟或拓展还夹杂着战争因素的话,那么,自长安经吐谷浑到吐蕃的通道则完全是由和亲所开辟或拓展的。贞观八年(634),吐蕃王松赞干布“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赉币求婚”。唐太宗当时虽然没有立即答应,但仍派冯德遐随吐蕃使者赴吐蕃考察,后经了解与交锋,同意和亲。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此后,求婚使团不绝于路,到金城公主出嫁前共有七批求婚使团往来于拉萨、长安。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出嫁尺带珠丹。通过这两次和亲以及与这两次和亲有关的活动,自长安到吐谷浑的通道进一步向西南铺设。唐初著名僧人道宣对这条路线也做过比较具体的记载。道宣所记载的这条路线,与隋唐时期和亲公主的出嫁路线几乎完全一致。但是,道宣所记载的路线,在唐朝和亲之前还没有顺畅地贯通,而唐与吐蕃的和亲以及与和亲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才使这条路线得以彻底贯通。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表面来看,唐与吐蕃和亲只是拓展了自长安至拉萨的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但是只要我们再结合吐蕃的和亲圈来分析这一问题就不难发现,这条通路既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也通向了陆上丝绸之路。所以,吐蕃与中原王朝以及其他政权的和亲极大地拓展了丝绸之路。我们知道,泥婆罗位于吐蕃的西部,据《新唐书·西域传·泥婆罗传》记载,泥婆罗曾臣附于吐蕃,唐太宗时,吐蕃王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为妻。这样,通过吐蕃与唐朝、泥婆罗的和亲,就将长安到拉萨再到尼泊尔的道路彻底贯通。我们再结合唐朝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师天竺国的途中受到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的保护和得到泥婆罗的发兵相助,中天竺“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以及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等史实,可以看出这条通道又由尼泊尔伸展到印度半岛各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然后由印度半岛各港口与大秦等西方帝国连在一起。
除此之外,吐蕃通过和亲也拓展了通往中亚的路线。《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处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要塞。根据敦煌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吐蕃的这位公主名叫杰娃墀玛类,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出嫁给苏失利。《通典·边防十五·苏禄》载:“苏禄者,突骑施别种也。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有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苏禄)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之。”由此可见,吐蕃将公主出嫁给小勃律国王和突骑施首领,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和亲进入中亚,控制丝绸之路。
辽夏金时期,辽、西夏、甘州回鹘、龟兹等政权都与吐蕃有和亲关系,仅西夏与吐蕃的和亲就达五次。这些和亲不仅向东北、西北延伸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而且还带动了西域商业的繁荣,为这条丝路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宋史·吐蕃传》载:“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厮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说明吐蕃与西夏、回鹘的和亲促进了这些政权的经济贸易,活跃了丝绸之路。
蒙元时期,蒙元与吐蕃的一系列和亲进一步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蒙元与西藏萨迦款氏和亲至迟始于帝师八思巴时。据藏文史料记载,1264年,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娶元朝宗王阔端的女儿墨卡顿公主为妻。恰那多吉死后十余年,其子达玛巴拉娶阔端之子诸王启必帖木儿之女贝丹为妻。达玛巴拉死后,其族弟达尼钦波桑波贝在元成宗时继任萨迦法主,并娶元成宗之姊门达干公主为妻。门达干生有一子,即《元史·诸王表》中的锁南藏卜。据《元史·泰定帝纪二》记载,泰定三年(1326年),锁南藏卜“尚公主,锡王爵”。此外,锁南藏卜的同父异母之弟贡噶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也娶皇帝之妹为妻。蒙元与西藏萨迦款氏家族的联姻, 既有重视萨迦款氏宗教和政治影响的考虑,也有巩固和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意图。毫无疑问,这些联姻对于进一步拓展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必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那么,中原有哪些物品经过这条通路呢?据藏书记载,文成公主带去了“诸种府库财帛,金镶书厨,诸种金玉器具,诸种造食器皿、食谱,玉辔与金鞍,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两万匹”。《新唐书·吐蕃传》载,金城公主出嫁时,唐中宗赐她“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说明大批绢帛绸缎传入了吐蕃。这正如独孤明在给吐蕃赞普信中所说的那样:“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此外,蚕种和种桑、养蚕、纺织技术也通过和亲传入了吐蕃,文成公主还在吐蕃创立了养蚕业,这可从她“植桑织丝兮”的琵琶歌中得到证明。大德九年(1305),元成宗“专遣平章政事铁木儿乘传护送,赙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加至赙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锦绮杂彩共一万七千匹。虽其昆弟子姓之往来,有司亦供亿无乏。”由此可见,自长安经吐谷浑到吐蕃再到印度半岛这条通道上经常运送的主要物品是绢帛之类。所以,应当把这条通道称为新的丝绸之路,而这条新路的开辟或拓展应当归功于和亲。
综观和亲拓展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和亲公主及驸马为使这条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迎送、保护来往使者。弘化公主和吐谷浑王诺曷钵曾多次迎送唐朝使者。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也是如此。唐朝使者每次到达鹘莽驿之前,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就预先派人在此迎接;到达突录集驿时,赞普派人在此慰劳;到达拉萨时,“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等三十人出使中天竺时,遭到了自立为王的那伏帝阿罗那顺的攻打,后在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保护和支持下,才得以脱险,并将中天竺打败。
第二,修整道路,整顿驿站。文成公主入藏时,出嫁吐谷浑的弘化公主和诺曷钵下令修整道路,保证此路的畅通。为了便于唐蕃往来,吐蕃进一步完善其境内的驿站制度,每百里设一驿站,驿有“置顿官”,对于唐朝使者“接待殷勤,供亿丰厚”。金城公主则要求在边界的河流上建筑桥梁,在桥的两端建筑城郭,既为使者和商人铺设了特殊形式的通道,也为他们提供了休憩及生活的便利条件,更有利于双方的来往。
第三,努力协调双方关系,不断清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尽管和亲的双方都十分重视丝绸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丝绸之路上仍时有障碍,其中战争就是最大的障碍。和亲公主是和亲政策的体现者,所以,在双方发生矛盾和军事冲突时,和亲公主必然会扮演调停冲突等角色。自文成公主入藏后,唐与吐蕃“数十年间,一方清静”。金城公主入藏后,既动员说服吐蕃赞普与唐朝君臣尽快缔结停战和约,又主动地提出树碑立界,以避免争端。正是由于和亲公主的积极努力,双方关系才出现了“国家与吐蕃代为舅甥,日修临好,虽曰两国,有同一家”的良好局面。这种局面有利于丝绸之路的通畅。
第四,双方积极开展互市活动。从有关记载来看,中原王朝在与吐蕃、吐谷浑和亲的同时,也努力推动互市贸易。如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使双方都得到了比较可观的经济利益。吐蕃因和亲公主的关系,主动提出“互市于甘松岭”。唐朝不仅同意互市,而且还对其“赐物万计”。唐宪宗时期,吐蕃与唐在陇州互市。
五、结语
和亲亦称“和戎”、“和蕃”,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进行一番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有些和亲拓展或延伸了丝绸之路,有些和亲修复或巩固了丝绸之路,有些和亲则开辟了新的丝绸之路或连接了丝绸之路。
从宏观来看,和亲对丝绸之路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疆环境;二是和亲双方积极通商;三是和亲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带动了西域植桑养蚕业的发展;四是和亲公主努力协调双方关系,不断清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五是和亲公主对丝绸之路的监督;六是少数民族首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七是部分和亲公主从事商业活动;八是与和亲相关的使团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九是中原王朝的大量赐物丰富了丝绸之路。在这九方面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和亲所创造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基本保证。我们知道,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两个不同政权之间的经贸活动,更需要安定的边疆环境。对于和亲双方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在酝酿和决定和亲时,都希冀通过和亲避免战争,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文化交流。唐太宗认为,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唐中宗认为,和亲能够使“边土宁晏,兵役服息”。唐宪宗时的礼部尚书李绛认为,“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和粟以固军”。宋代王钦若在详细考察汉唐时期的和亲历史基础上,对和亲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长久之策耳。”屠寄在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和亲的作用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蒙元时期的和亲使联姻的双方“彼此互为舅甥,休戚相关,安危与共”,而满蒙之间的联姻则“守成约,婚媾无绝,而蒙兀亦不侵不叛”。事实也确实如此。每次和亲之后,双方的关系都得以改善,战事不断减少,来往更加频繁。这些都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无阻,商贸活动更加活跃。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6月第15卷第2期，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