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背景下昭君文化的价值生成

高建立

（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合”这一概念自秦汉以来被普遍运用，使得中华文化呈现出一种融汇与和谐，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发生于西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150年来的长期对立，为汉匈民族赢得了长达60余年的和平局面。王昭君深明大义、为民族团结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使得昭君远赴塞外和亲升华成为一种圣洁崇高的文化理念。昭君和亲一方面体现了汉匈民族谋求和平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中华“和合”思想文化的持久魅力。

关键词：“和合”文化；王昭君；和亲；昭君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0）03-0026-04

自西晋始，王昭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倍受仕宦文人的青睐。无论是为昭君出塞掬一同情之泪，还是借为昭君和亲鸣不平而浇胸中之块垒，抑或是热情讴歌昭君深明大义、为民族团结而勇于献身的精神，都使得昭君远赴塞外和亲升华成为一种圣洁崇高的文化理念。昭君和亲一方面体现了汉匈民族谋求和平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中华“和合”思想文化的持久魅力。

一、“和合”文化简释

中国古代“和合”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合”之意的阐释最早出自《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①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能使百姓安身立命。显而易见，“和合”的最初含义是指调整社会各种伦理规范关系和治理国家百姓的方式。《国语·郑语》里还记载了周史伯关于“和”、“同”的一段论述，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② ，“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结合，这两种方式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史伯看来，只有“和”才能产生万物。春秋时期的孔子则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用“和而不同”表达“和”的本质，认为只有和谐才能共生共长。

“和”、“合”两字在《管子》、《墨子》等书中开始连用，并体现了基本的“和合”思想。《管子》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③认为“和合”是民众应遵循的原则和道德，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形成新的合力。“和合”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但具有矛盾和性质差异的不同事物可以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 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相互补充，从而达到最佳组合，由此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和而不同”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础。

此外，“和合”文化还强调仁爱精神。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④墨子则提出“兼爱”，即“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⑤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核。

“和合”文化更强调和谐。如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⑥孔子的“和为贵”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价值肯定。墨子认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老子则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是存在于道之中的阴阳和谐状态衍生出宇宙间各种各样的事物，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相互冲撞、相互激荡，却始终处在和谐的“道”的统一体之中。孟子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张，从而把“人和”推到了新的高度。荀子则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并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指出“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有所至矣。”⑦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和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合” 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求融合各方的观点，解决面临的问题，以达到新的境界。正是“和合”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使得中华文化呈现出一种融汇与和谐，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二、昭君和亲的背景分析

西汉初年，在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社会急需要得到休养生息；而此时远据北方的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并且不断发兵南下抢掠骚扰。公元前201年匈奴南下进攻马邑，镇守代北的汉将韩王信投降匈奴，使得西汉边地出现了重大危机。为了解决边地之危，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0余万大军讨伐匈奴。由于匈奴军力强大，刘邦在平城白登山被围，谋士陈平用计贿赂单于阏氏，方才解了白登之围。白登解围过后，匈奴仍不断南下侵扰，威胁依然未能解除。为解除边患，大臣娄敬向刘邦提出和亲的对策，认为汉朝初立，长期战争的创伤一时难以恢复，无力与匈奴交战，建议刘邦采取和亲之策，提出“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 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⑧高祖刘邦接受了娄敬的建议，于公元前199年，命娄敬护送皇室女并携带大量礼品与匈奴冒顿单于签订了“和亲约”，双方停止敌对状态。这是汉朝的首次和亲。

后继者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以换取边境和平。

到汉武帝时，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国力大增。同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大加强了中央专制权力，并且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匈奴抗衡。汉武帝遂废和亲政策，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经过三次关键的战役，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匈奴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问题基本得到了解除。

汉宣帝时，匈奴与汉朝关系有了根本改变。据 《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是正式表明自己成为了汉朝藩臣。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5年），呼韩邪到长安朝觐汉宣帝，求得了汉朝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的帮助，使得呼韩邪部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元帝即位不久，呼韩邪重返北庭，政权开始安定下来。

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到长安朝觐元帝，提出愿与汉室通婚结为亲戚。据《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摩韩邪单于来朝。诏 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 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⑨此王樯即王昭君。从此，匈奴与汉在经历了汉初以来一百多年的敌对后，终于走到了一处，“合为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汉元帝时期的和亲已与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汉初是汉王朝向匈奴求和亲，以宗室女和大量财物奉献给匈奴单于，旨在以暂时的屈辱和牺牲，为汉庭换取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这一时期的和亲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政治选择。而汉元帝时的和亲则是匈奴在自身虚弱，慑于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汉王朝臣服和求婚的，是汉匈双方自愿真诚的政治选择。当时，匈奴内部内讧频仍，尤其是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矛盾重重，战争不断，加之严重天灾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力袭扰，使得匈奴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呼韩邪单于为了维护匈奴民族的生存，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统治权力，通过与汉朝和好，借助汉朝的军力消灭了郅支单于，并通过向汉求亲的方式，实现了汉匈和解，使匈奴民族得到了稳定与和平。昭君和亲是汉廷应允呼韩邪单于的请求而成。这一和亲举措，进一步巩固了汉匈之间的良好关系。事实也表明，昭君出塞后，使得汉匈之间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局面得以保持和稳固，为汉匈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

“汉匈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主要政治策略，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亦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在西汉200余年的历史上及其以后影响深远，这一举措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有许多人对汉朝的和亲政策提出了批评，如唐代的东方虬在《王昭君》诗中说：

汉道初全盛 ，朝廷足武臣。

何须薄命女 ，辛苦远和亲?

中唐时期的戎昱在《咏史》中更是明确地说：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三、昭君和亲的文化价值生成

关于昭君和亲这一历史事件，由于自晋以来历代史家文人的评议和吟咏，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即昭君文化。昭君文化出自和亲，其核心就在于“和”。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昭君出塞具有民族屈辱的性质，笔者不敢苟同。昭君之前，汉朝公主和亲出塞有些确是为了谋求和平而进行的交易，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而到汉元帝时，遣昭君出塞则是一种平等的联姻，并且这次和亲选择的对象不是宗室女子，而是“待诏掖庭”的“良家子”。所谓“良家子”，是指没有道德伦理污垢的平民百姓家的女儿。昭君之前不乏“和亲”先例，但都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究其原因，当时的和亲只是为了解除政治危机、化解民族矛盾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其结果并没有因“和亲”而达到长久的安定、团结，“和亲” 之后的战争依然频繁，边患仍未解除。而昭君和亲一事，则与前述和亲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次和亲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甚至在汉朝一方来讲，对匈奴具有恩赐的意味。其目的和结果的一致，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的精神。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汉匈和解中，名儒萧望之亦发挥了重要作用。萧望之是汉宣帝和汉元帝时期的重臣，又是著名的经学家。由于萧望之为宣帝、元帝所倚重，其儒家经学思想和理论对汉宣帝、汉元帝对待匈奴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萧望之的民族观来自于儒家的“和”的思想。在萧望之看来，在匈奴内外交困之时，不但不能乘乱灭匈，反而辅其危弱，救其灾患，传播德信，以服天下。汉元帝继承了汉宣帝与匈奴修好的历史，接受了萧望之的民族观，以“和”的政策对待匈奴，为汉匈民族和睦共处做出了重大贡献。

萧望之主张的“和”的政策也符合匈奴部族的根本利益。汉宣帝、元帝时期，匈奴内部分裂、天灾频繁、社会危机深重，呼韩邪单于能审时度势，毅然改变前代单于的侵扰好战政策，诚心与汉和好，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呼韩邪单于曾三次到长安朝觐汉朝皇帝，并在最后一次朝觐时，提出愿为汉家婿，与汉朝修好，并提出“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的主张。尽管呼韩邪单于的做法旨在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但依然达到了汉匈两个民族之间安定团结、友好相处的目标。

董必武在吟咏昭君诗中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一方面肯定了元帝当时的和亲政策，同时也彰显了昭君和亲的献身精神。昭君出塞和亲，使她成为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符合民族团结的大义，契合了中华民族“和”的精神。历史已经证明，昭君和亲，顺应了当时汉匈民族求和、求安的历史趋势，有力地推动了汉匈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扩大了汉匈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昭 君和亲所带来的60年的边境安定和民族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完全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也是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四、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

两千多年来，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随着对其故事的艺术和文学、政治和伦理的演绎、生发，已经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昭君和亲的历史意义阐释也更为深入。《册府元龟·外臣部·和亲一》认为，昭君“和亲”的意义在于“远御不绝而已”；高壁、毛奇龄等认为，王昭君出嫁单于的意义是“息烽火”、“平国难”；王桐龄认为，和亲的意义是“融化种族”⑩ ，翦伯赞认为，“和亲”的意义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⑪。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昭君和亲的意义，都消解不了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功绩。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两族150年的战争状态，开创了汉匈两族和平友好、合作团结的新局面。不但如此，王昭君的侄子、儿女、女婿、外孙等都致力于汉匈两族的友好，这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影响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两族之间的长期对峙和战争，缓和了民族矛盾，稳定了边疆形势，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

自汉高祖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后，暂时缓和了边疆的局势。以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也都仿效沿袭了这一政策。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彻底阻止匈奴对汉地的骚扰。至汉武帝时，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开始了大规模对匈战争。经过“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等三次大战，强力击垮了匈奴的势力，获得了边境的安宁，但同时国家也因此耗尽了实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汉匈争端成为彼此的政治诉求。至昭、宣之世，呼韩邪单于摄于汉庭的实力，表示愿意臣服汉室，汉匈的关系开始得到进一步改善。再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朝求娶昭君后，开启了汉匈民族间的和平局面，时间长达60余年。汉匈双方关系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

其次，昭君和亲在赢得了汉匈民族政治和解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汉匈的经济发展和边境人民的安居乐业。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自“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由于生产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边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汉宣帝以后，汉匈边境6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促进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汉朝文化的有效传播。同时，通过昭君和亲，使得汉地的铁器、陶器、铜器、金银、丝帛等生产生活用品流入匈奴。也因此，汉地所需要的牲畜、畜产品等也通过边地贸易得到解决。不断增长的经贸往来，也大大加强了汉匈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和睦相处与渐趋融合。

透过马冀先生《论昭君文化的精神价值》一文⑫所引用唐代的《王昭君变文》，其中详细描述了昭君死后的哀荣，以此我们也可窥见昭君和亲的影响。昭君去世，匈奴从单于到百姓都非常悲痛，并为昭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丧礼期间，“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临丧”，“晓夜不离丧侧”，“日夜哀吟”；匈奴百姓也尽行居丧祭奠：“牛羊队队生埋圹，仕女纷纷纵入坑。地上筑境犹未了，泉下惟闻哭叫声。”⑬详细刻画了匈奴民族对昭君这位杰出女性的深深哀吟和无限追思。

唐代张仲素的《王昭君》一诗，对昭君和亲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诗曰：

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

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诗人认为，汉匈两族能出现友好团结、安定和平的局面，应归功于昭君这位致力于民族和平的“仙娥”。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注释：

① （春秋·鲁）左丘明撰：《国语·郑语》，齐鲁书社2005年5月版，第251页。

② （春秋·鲁）左丘明撰：《国语·郑语》，齐鲁书社2005年5月版，第253页。

③ 刘柯等译注：《管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0页。

④ （南宋）朱熹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3页。

⑤ 辛志风等译注《墨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⑥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6月版，第8页。

⑦ 张诗同注： 《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第219页。

⑧ （西汉）司马迁：《史记 •刘敬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2—583页。

⑨ （东汉）班固：《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⑩ 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

⑪ 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

⑫ 马冀：《论昭君文化的精神价值》，《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⑬ 《王昭君变文》，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伯希和2553。

编 者 按：文章来源《三峡论坛》2010年第3期，总第226期，引用请查找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