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背景下昭君文化的价值生成

发布时间:2021-11-16 浏览次数:135 来源:三峡论坛

“和合”文化背景下昭君文化的价值生成


高建立


(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河南商丘476000)


: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合”这一概念自秦汉以来被普遍运用,使得中华文化呈现出一种融汇与和谐,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发生于西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150年来的长期对立,为汉匈民族赢得了长达60余年的和平局面。王昭君深明大义、为民族团结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使得昭君远赴塞外和亲升华成为一种圣洁崇高的文化理念。昭君和亲一方面体现了汉匈民族谋求和平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中华“和合”思想文化的持久魅力。


关键词:“和合”文化;王昭君;和亲;昭君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0)03-0026-04


自西晋始,王昭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倍受仕宦文人的青睐。无论是为昭君出塞掬一同情之泪,还是借为昭君和亲鸣不平而浇胸中之块垒,抑或是热情讴歌昭君深明大义、为民族团结而勇于献身的精神,都使得昭君远赴塞外和亲升华成为一种圣洁崇高的文化理念。昭君和亲一方面体现了汉匈民族谋求和平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中华“和合”思想文化的持久魅力。


一、“和合”文化简释


中国古代“和合”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合”之意的阐释最早出自《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①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能使百姓安身立命。显而易见,“和合”的最初含义是指调整社会各种伦理规范关系和治理国家百姓的方式。《国语·郑语》里还记载了周史伯关于“和”、“同”的一段论述,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② ,“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结合,这两种方式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史伯看来,只有“和”才能产生万物。春秋时期的孔子则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用“和而不同”表达“和”的本质,认为只有和谐才能共生共长。


“和”、“合”两字在《管子》、《墨子》等书中开始连用,并体现了基本的“和合”思想。《管子》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③认为“和合”是民众应遵循的原则和道德,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形成新的合力。“和合”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但具有矛盾和性质差异的不同事物可以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 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相互补充,从而达到最佳组合,由此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和而不同”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础。


此外,“和合”文化还强调仁爱精神。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④墨子则提出“兼爱”,即“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⑤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核。


“和合”文化更强调和谐。如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⑥孔子的“和为贵”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价值肯定。墨子认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老子则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是存在于道之中的阴阳和谐状态衍生出宇宙间各种各样的事物,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相互冲撞、相互激荡,却始终处在和谐的“道”的统一体之中。孟子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张,从而把“人和”推到了新的高度。荀子则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并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指出“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有所至矣。”⑦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和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合” 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求融合各方的观点,解决面临的问题,以达到新的境界。正是“和合”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使得中华文化呈现出一种融汇与和谐,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二、昭君和亲的背景分析


西汉初年,在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社会急需要得到休养生息;而此时远据北方的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并且不断发兵南下抢掠骚扰。公元前201年匈奴南下进攻马邑,镇守代北的汉将韩王信投降匈奴,使得西汉边地出现了重大危机。为了解决边地之危,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0余万大军讨伐匈奴。由于匈奴军力强大,刘邦在平城白登山被围,谋士陈平用计贿赂单于阏氏,方才解了白登之围。白登解围过后,匈奴仍不断南下侵扰,威胁依然未能解除。为解除边患,大臣娄敬向刘邦提出和亲的对策,认为汉朝初立,长期战争的创伤一时难以恢复,无力与匈奴交战,建议刘邦采取和亲之策,提出“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 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⑧高祖刘邦接受了娄敬的建议,于公元前199年,命娄敬护送皇室女并携带大量礼品与匈奴冒顿单于签订了“和亲约”,双方停止敌对状态。这是汉朝的首次和亲。


后继者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以换取边境和平。


到汉武帝时,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国力大增。同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大加强了中央专制权力,并且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匈奴抗衡。汉武帝遂废和亲政策,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经过三次关键的战役,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匈奴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问题基本得到了解除。


汉宣帝时,匈奴与汉朝关系有了根本改变。据 《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是正式表明自己成为了汉朝藩臣。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5年),呼韩邪到长安朝觐汉宣帝,求得了汉朝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的帮助,使得呼韩邪部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元帝即位不久,呼韩邪重返北庭,政权开始安定下来。


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到长安朝觐元帝,提出愿与汉室通婚结为亲戚。据《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摩韩邪单于来朝。诏 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 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⑨此王樯即王昭君。从此,匈奴与汉在经历了汉初以来一百多年的敌对后,终于走到了一处,“合为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汉元帝时期的和亲已与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汉初是汉王朝向匈奴求和亲,以宗室女和大量财物奉献给匈奴单于,旨在以暂时的屈辱和牺牲,为汉庭换取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这一时期的和亲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政治选择。而汉元帝时的和亲则是匈奴在自身虚弱,慑于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汉王朝臣服和求婚的,是汉匈双方自愿真诚的政治选择。当时,匈奴内部内讧频仍,尤其是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矛盾重重,战争不断,加之严重天灾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力袭扰,使得匈奴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呼韩邪单于为了维护匈奴民族的生存,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统治权力,通过与汉朝和好,借助汉朝的军力消灭了郅支单于,并通过向汉求亲的方式,实现了汉匈和解,使匈奴民族得到了稳定与和平。昭君和亲是汉廷应允呼韩邪单于的请求而成。这一和亲举措,进一步巩固了汉匈之间的良好关系。事实也表明,昭君出塞后,使得汉匈之间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局面得以保持和稳固,为汉匈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


“汉匈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主要政治策略,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亦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在西汉200余年的历史上及其以后影响深远,这一举措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有许多人对汉朝的和亲政策提出了批评,如唐代的东方虬在《王昭君》诗中说:


汉道初全盛 ,朝廷足武臣。


何须薄命女 ,辛苦远和亲?


中唐时期的戎昱在《咏史》中更是明确地说: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三、昭君和亲的文化价值生成


关于昭君和亲这一历史事件,由于自晋以来历代史家文人的评议和吟咏,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即昭君文化。昭君文化出自和亲,其核心就在于“和”。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昭君出塞具有民族屈辱的性质,笔者不敢苟同。昭君之前,汉朝公主和亲出塞有些确是为了谋求和平而进行的交易,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而到汉元帝时,遣昭君出塞则是一种平等的联姻,并且这次和亲选择的对象不是宗室女子,而是“待诏掖庭”的“良家子”。所谓“良家子”,是指没有道德伦理污垢的平民百姓家的女儿。昭君之前不乏“和亲”先例,但都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究其原因,当时的和亲只是为了解除政治危机、化解民族矛盾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其结果并没有因“和亲”而达到长久的安定、团结,“和亲” 之后的战争依然频繁,边患仍未解除。而昭君和亲一事,则与前述和亲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次和亲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甚至在汉朝一方来讲,对匈奴具有恩赐的意味。其目的和结果的一致,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的精神。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汉匈和解中,名儒萧望之亦发挥了重要作用。萧望之是汉宣帝和汉元帝时期的重臣,又是著名的经学家。由于萧望之为宣帝、元帝所倚重,其儒家经学思想和理论对汉宣帝、汉元帝对待匈奴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萧望之的民族观来自于儒家的“和”的思想。在萧望之看来,在匈奴内外交困之时,不但不能乘乱灭匈,反而辅其危弱,救其灾患,传播德信,以服天下。汉元帝继承了汉宣帝与匈奴修好的历史,接受了萧望之的民族观,以“和”的政策对待匈奴,为汉匈民族和睦共处做出了重大贡献。


萧望之主张的“和”的政策也符合匈奴部族的根本利益。汉宣帝、元帝时期,匈奴内部分裂、天灾频繁、社会危机深重,呼韩邪单于能审时度势,毅然改变前代单于的侵扰好战政策,诚心与汉和好,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呼韩邪单于曾三次到长安朝觐汉朝皇帝,并在最后一次朝觐时,提出愿为汉家婿,与汉朝修好,并提出“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的主张。尽管呼韩邪单于的做法旨在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但依然达到了汉匈两个民族之间安定团结、友好相处的目标。


董必武在吟咏昭君诗中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一方面肯定了元帝当时的和亲政策,同时也彰显了昭君和亲的献身精神。昭君出塞和亲,使她成为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符合民族团结的大义,契合了中华民族“和”的精神。历史已经证明,昭君和亲,顺应了当时汉匈民族求和、求安的历史趋势,有力地推动了汉匈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扩大了汉匈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昭 君和亲所带来的60年的边境安定和民族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完全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也是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四、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


两千多年来,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随着对其故事的艺术和文学、政治和伦理的演绎、生发,已经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昭君和亲的历史意义阐释也更为深入。《册府元龟·外臣部·和亲一》认为,昭君“和亲”的意义在于“远御不绝而已”;高壁、毛奇龄等认为,王昭君出嫁单于的意义是“息烽火”、“平国难”;王桐龄认为,和亲的意义是“融化种族”⑩ ,翦伯赞认为,“和亲”的意义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⑪。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昭君和亲的意义,都消解不了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功绩。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两族150年的战争状态,开创了汉匈两族和平友好、合作团结的新局面。不但如此,王昭君的侄子、儿女、女婿、外孙等都致力于汉匈两族的友好,这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影响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两族之间的长期对峙和战争,缓和了民族矛盾,稳定了边疆形势,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


自汉高祖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后,暂时缓和了边疆的局势。以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也都仿效沿袭了这一政策。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彻底阻止匈奴对汉地的骚扰。至汉武帝时,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开始了大规模对匈战争。经过“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等三次大战,强力击垮了匈奴的势力,获得了边境的安宁,但同时国家也因此耗尽了实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汉匈争端成为彼此的政治诉求。至昭、宣之世,呼韩邪单于摄于汉庭的实力,表示愿意臣服汉室,汉匈的关系开始得到进一步改善。再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朝求娶昭君后,开启了汉匈民族间的和平局面,时间长达60余年。汉匈双方关系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


其次,昭君和亲在赢得了汉匈民族政治和解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汉匈的经济发展和边境人民的安居乐业。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自“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由于生产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边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汉宣帝以后,汉匈边境6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促进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汉朝文化的有效传播。同时,通过昭君和亲,使得汉地的铁器、陶器、铜器、金银、丝帛等生产生活用品流入匈奴。也因此,汉地所需要的牲畜、畜产品等也通过边地贸易得到解决。不断增长的经贸往来,也大大加强了汉匈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和睦相处与渐趋融合。


透过马冀先生《论昭君文化的精神价值》一文⑫所引用唐代的《王昭君变文》,其中详细描述了昭君死后的哀荣,以此我们也可窥见昭君和亲的影响。昭君去世,匈奴从单于到百姓都非常悲痛,并为昭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丧礼期间,“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临丧”,“晓夜不离丧侧”,“日夜哀吟”;匈奴百姓也尽行居丧祭奠:“牛羊队队生埋圹,仕女纷纷纵入坑。地上筑境犹未了,泉下惟闻哭叫声。”⑬详细刻画了匈奴民族对昭君这位杰出女性的深深哀吟和无限追思。


唐代张仲素的《王昭君》一诗,对昭君和亲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诗曰:


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


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诗人认为,汉匈两族能出现友好团结、安定和平的局面,应归功于昭君这位致力于民族和平的“仙娥”。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注释:


① (春秋·鲁)左丘明撰:《国语·郑语》,齐鲁书社2005年5月版,第251页。


② (春秋·鲁)左丘明撰:《国语·郑语》,齐鲁书社2005年5月版,第253页。


③ 刘柯等译注:《管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0页。


④ (南宋)朱熹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3页。


⑤ 辛志风等译注《墨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⑥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6月版,第8页。


⑦ 张诗同注: 《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第219页。


⑧ (西汉)司马迁:《史记 •刘敬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2—583页。


⑨ (东汉)班固:《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⑩ 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


⑪ 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


⑫ 马冀:《论昭君文化的精神价值》,《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⑬ 《王昭君变文》,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伯希和2553。




编 者 按:文章来源《三峡论坛》2010年第3期,总第226期,引用请查找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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