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民族特性与风俗文化论说

——基于《史记》所载匈奴历史的解读

师 帅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 要：《史记》是最早记载匈奴历史的史书。其记载主要集中在《匈奴列传》和其他篇目中。由于匈奴民族是以畜牧业游牧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为辅，所以形成了匈奴人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特性。匈奴独特的收继婚习俗，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宗嗣种族，使种族得以繁荣昌盛。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以皮革和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以住穹庐为主的居住习俗等，既是匈奴人原生态的生活，又是他们别具一格的风俗文化。

关键词：《史记》；匈奴；历史；风俗；文化；解读

匈奴是战国时期兴起于大漠以南的阴山与河套一带的游牧民族，其强盛于西汉，衰落于东汉。《史记》是最早记载匈奴历史的史书。其记载主要集中在《匈奴列传》中，其他如《秦始皇本纪》《韩长儒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目中都对匈奴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当今学界对《匈奴列传》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冒顿单于形象的分析，或考证其中的历史事实，或讨论其中的标点断句，或研究其文献价值等。如耿梦清《〈史记·匈奴列传〉之文献价值》*，翟禹《〈史记·匈奴列传〉标点纠谬一则》*，梦河纳仁《〈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的形象浅论》*。而从《匈奴列传》和《史记》其他篇目研究匈奴民族特性与风俗文化却较少涉及。因此，本文以《史记》所载匈奴历史为着眼点，解读匈奴的民族特性，探究其独特的风俗文化。

一、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特性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1]2879可知，淳维是匈奴的始祖，是夏朝人的后代。在这里，司马迁把匈奴人说成是炎黄子孙，与中原人、秦人、楚人、越人、西南地区的夷人等都是同宗同源，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和博大的心胸气魄，对我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形成，对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无疑是起了极其巨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的凝聚作用。在秦以前，匈奴还有“山戎”“猃狁”“荤粥”等诸多称谓，秦汉时则称为匈奴，从此以后，匈奴成为汉人对长期游牧在中原北方的这支民族的统一称谓。

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北方广阔的草原地带，以放牧和打猎为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2879，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和居住地，更没有固守的城池，随着季节和水源四处迁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他们的生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条件不能满足时，就要向外掠夺，维持基本生计；要保护自己的牲畜不受外人掠夺，必须建立自己的军事体制；掠夺其他部族的牲畜和人口，以壮大自己部族的实力。正因为此，“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行盗寇掠，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的天性。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赋予了匈奴人独特的民族特性：崇尚武力征服。

匈奴人崇尚武力征服，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的是行政管理与军事管理合而为一的体制。为了适应本部族的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需要，匈奴军政合一，在这个政治体制中，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后盾。单于是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军事领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执掌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中央还“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这些都是地位高的中央官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大者有部众万骑，小者有部众数千，共有二十四位首领，名号为“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1]2890-2891从所设置的官职看，匈奴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官武将之分，多是军政集于一身。匈奴实行的是领主分封制，从单于至万骑长各自都有自己的封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2]这种官职设置，是由匈奴人崇尚武力征服的特性决定的。

匈奴人最早生活在大漠以南的阴山与河套一带，在第一代单于头曼领导下，他们趁着秦统一中原，无暇北顾的机会，乘机跨过黄河，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具有比较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匈奴成为秦朝最大的心腹隐患，时刻威胁着首都咸阳的安全。《秦始皇本纪》云：“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252这里的“胡”，即匈奴。方士卢生从海中带回的《录图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这让对匈奴人忧心忡忡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攻打的理由与目标。实际上，“亡秦者胡也”，焉知不是秦始皇制作的攻打匈奴的动员口号，一是匈奴的强大南下，逼迫秦始皇要保卫新生的秦帝国;二是秦王朝的统一，国力的强大。这两者因素合一，秦始皇立刻选派优秀将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开始了轰轰烈烈抗击匈奴的战争。这次战争，秦军士气高涨，势如破竹，杀死匈奴数万人，胜利收复了河套以南之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1]253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率领大军在黄河以北与头曼的十万铁骑展开了激战，凯旋后“头曼不胜秦，北徙”[1]2887。头曼被蒙恬的军队彻底打败了，逃至大漠以北。头曼虽然被打败了，但他率领匈奴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变，促进了匈奴的崛起。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是匈奴第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冒顿原为头曼单于的太子，后来头曼单于所爱的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头曼单于就想杀冒顿而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便送冒顿到月氏作人质。“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冒顿凭借自己的勇猛和智慧，从月氏的刀下逃回匈奴，赢得了父亲的赏识和称赞，“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1]2888。冒顿就用响箭训练士兵骑马射箭的本领，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命是从，从而达到了杀父而自立为单于的目的。

冒顿继位不久，东胡王自恃其强，“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继而又“欲得单于一阏氏”。为了麻痹东胡，稳固自己的统治，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冒顿力排众议，一一答应东胡的无理要求。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形势下，冒顿发兵突袭东胡，杀了东胡王，其民众和畜产财产尽为冒顿所有。不久他又亲自挂帅，向西打跑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和白羊河南王，又完全收复了秦朝派蒙恬所夺去的匈奴的土地，与汉朝原来的河南塞为界，到达朝那、肤施，既而又侵犯燕地和代地。“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 2890“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1]2893楚汉之际，趁着中原战乱，匈奴在冒顿单于领导下一步步强盛起来，从而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可以看出，冒顿作为一代枭雄，有着卓越的才干和胆识，他虽然凶狠残忍，弑父夺位，但他兼并东胡，带领匈奴走向强盛，不仅是一位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具有军事韬略的著名军事家。清代评论家姚苎田称赞说：“冒顿之方略运用，何尝从成法得来，才过孙、吴远矣。肇造朔廷，千古常劲，岂偶然哉!”[3]1134高度评价其军事才能。

匈奴人崇尚武力征服，体现在军事体制上，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体制。匈奴人在阳光的洗礼下生存和进化着，由于他们是分散游牧，保护自己财产的安全，掠夺他人的财物为己用，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方式，这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每个成年男子既是生产者，更是战士，由此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1]2879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让孩子骑在羊背上训练他们骑马、射猎的技术，成年以后都能拉开强弓，个个都是出色的“甲骑”，是能征善战的骑兵。所以他们生性骁勇，善于骑射，具有竞争、好斗的特点，这种秉性，正是军人所需的品质。《李将军列传》记载：一次，李广率军出雁门关，被成倍的匈奴大军包围。匈奴单于久仰李广的威名，命令部下务必生擒之。李广终因寡不敌众而受伤被俘，匈奴骑兵就把他放在两马之间的网兜里躺着。走了十几里，李广装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1]2871在这里，司马迁重在表现李广的机智勇敢，但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匈奴少年在战争中骑马射箭的矫健身影。

在战斗中，冒顿单于制定了一套铁的军法。“国中有后者斩”[4]3750，迫使军队奋勇向前，所向披靡。并且规定：“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通过这样的军纪军法，勉励士兵争先恐后，奋力杀敌，力求多多得到俘获物。在匈奴人日常的生产项目和活动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被劫掠的事情，战争的发生往往不可预料，不可能有事先的充分准备，更没有运筹谋划。战争往往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由此形成了“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2879的军事习俗。他们不仅作战武器灵活，而且以游击战为主，形势有利则强势推进，形势不利则立即撤退。可见其作战时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正是由于匈奴人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崇尚武力征服，以现实利益为重，“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1]2879，这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原文化崇尚礼义、谦逊，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尺度截然不同。实际上，匈奴“贵壮健，贱老弱”只是表面现象，其真正的原因是“匈奴明以攻战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这种做法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的行为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家园，使父子亲人各得保全。

二、独特的收继婚习俗

收继婚是中国最古老的婚俗，又称转房、挽亲、续婚、蒸母报嫂等。一般情况是兄弟亡故收其寡妻为己妻，即兄收弟媳和弟收兄嫂，也有子收庶母(父妾)为妻者的现象。《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淳维”下《索隐》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1] 2880这条传说记载，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早在夏朝时，我国已经存在收继婚；其二，收继婚习俗在匈奴古已有之。同时，据文献记载，收继婚在月氏、乌孙、羌、氐等少数民族中也存在。

对于匈奴的收继婚习俗，《匈奴列传》云：“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2879对匈奴收继婚习俗最好的阐释是昭君出塞的故事。《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把才貌双全的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5] 861昭君先为呼韩邪单于阏氏，号“宁胡阏氏”。三年后，呼韩邪单于病逝，大阏氏之子雕陶莫皋继位，是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想娶昭君为妻，昭君上书汉成帝请求回归汉朝，但是，汉成帝要求她顺从“胡俗”，昭君又作了复株累若鞮的阏氏，“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4]3807-3808王昭君虽然先后被迫嫁给匈奴单于父子，但却为汉匈两家的友好和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单于的生母和诸王的生母是不能被收继的。关于这种特殊情况，《史记·匈奴列传》中没有记载，而《汉书·匈奴传》则有记载。《汉书·匈奴传》基本上是转录《史记·匈奴列传》的，二传在整体篇幅内容和段落序列上是一致的，但两者在行文和记事中又有差异，特别是《汉书·匈奴传》补正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为我们研究匈奴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匈奴单于王后的称号为“颛渠阏氏”，类似于中原的皇后，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汉书·匈奴传》记载：狐鹿姑单于的颛渠阏氏，是壶衍鞮单于的生母。狐鹿姑单于临死前，“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单于死，诈挢单于令，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4]3781卫律与颛渠阏氏合谋，立左谷蠡王即颛渠阏氏的儿子为壶衍鞮单于。“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4]3782颛渠阏氏是壶衍鞮单于的生母，是不能被收继的，所以出现了失德的行径。

诸王的生母也是不能被收继的。《汉书·金日磾传》云：“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复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大克获。于是单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为汉所破，召其王欲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封昆邪王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矣。”[4]2959金日磾的父亲休屠王因为不愿意投降汉朝被昆邪王所杀，剩下他们孤儿寡母无所依归，于是金日磾带着母亲和弟弟跟随浑邪王降汉。可知，金日磾的母亲是休屠王的阏氏。当休屠王被杀时，作为长子的金日磾才十四岁，那么休屠王阏氏不过三十岁左右。她不仅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尊贵的王后地位，成为汉家的奴仆。但休屠王阏氏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4]2960由于休屠王阏氏苦心教育金日磾和金伦，方法得当，使他们在逆境中奋发向上，成为大有作为之人。其中金日磾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官至光禄大夫。作为托孤重臣，他与霍光等共同辅佐昭帝，为巩固西汉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匈奴的收继婚习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会有例外。“壶衍鞮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4] 3787壶衍鞮单于与虚闾权渠单于是亲兄弟，壶衍鞮单于死后，弟弟虚闾权渠单于继位。按照收继婚习俗，虚闾权渠单于应该收兄嫂颛渠阏氏，但他打破常规，娶右大将女儿为大阏氏。正因为此，“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颛渠阏氏的父亲左大且渠对单于的行为产生了怨恨。虚闾权渠单于废黜颛渠阏氏，是因为她专权失德。“虚闾权渠单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私通。”[4]3789像这种废黜兄嫂的事情，在匈奴收继婚习俗中只是个案。

对于匈奴的收继婚俗，中原汉人不理解也不认同。汉武帝认为是“逆天理，乱人伦”[1]2923。《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中行说原为宫廷太监，老上稽粥单于继位，文帝强迫中行说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中行说怀恨在心，“既至，因降单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一次，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者与中行说就匈奴的收继婚习俗展开了一场辩论。“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对此，中行说进行了反驳：“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也。”[1]2900汉朝使者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认为其收继婚习俗野蛮，有悖伦理道德。中行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上，运用对比分析法，对汉朝使者进行了反驳，认为匈奴的婚姻看似“乱”，其结果是维护了宗族利益。在这里，道出了匈奴收继婚习俗的实质是维护“宗种”，最大限度地保存宗嗣种族，使种族得以繁荣昌盛。

关于匈奴的收继婚习俗，许多学者都做过深刻的分析论述。“目前学术界对收继婚的产生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为了保留劳动力实行收继婚；二是收继婚是上古群婚制残余；三是收继婚是繁殖人口的重要途径；四是实行收继婚是因为生活水平低和不使家庭财产分散；五是包括收继婚在内的一夫多妻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六是实行收继婚是将妇女视为活财产。”[6]87武沐认为：“匈奴的收继婚不仅是一种婚姻制度，而且还是匈奴身份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赡养制度。”[7]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收继婚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度，主要是由匈奴人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没有城郭和固定住处，分散游牧，常年处于游牧状态，再加上生性骁勇，具有竞争、好斗的特点，常常为了争夺水草和财产，部族之间战争不断，人丁不旺。而实行收继婚制度，可以使种族得以繁荣昌盛。

三、别具一格的生活习俗

由于匈奴人是以畜牧业游牧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为辅，所以形成了他们别具一格的生活习俗。与匈奴人生活习俗一致的还有月氏、乌孙、羌、氐等少数民族。

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饮食是一种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饮食习俗。中原汉人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是由中原土地肥沃平坦的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决定的。匈奴人的饮食习俗，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常年生活在草原地带，放牧和打猎是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产项目，畜群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和生产资料。匈奴人蓄养的牲畜种类众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驰、驴、驘、駃騠、騊駼、驒騱。”[1]2879马、牛、羊是基本的牲畜，此外还有橐驰、驴、驘、駃騠、騊駼、驒騱等“奇畜”。在以放牧和打猎为生产活动的前提下，匈奴的畜牧业日益发展。《货殖列传》云：“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3262说明汉朝时，匈奴的畜牧业居天下之首。“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1]2906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匈奴畜牧业的繁盛。而众多的牲畜自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品的来源。“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1]2906这种以肉食为主食的生活习俗，还与他们生活在寒冷地带有关。“匈奴处地北地，寒，杀气早降”[1]2903，他们生活在北方草原，冬天早临，天寒地冻，冰雪皑皑，人们热量消耗很大，需要补充足够的热量，而畜肉的高脂肪、高蛋白正补充了这种需要。于是形成了“人食畜肉”的习俗。

在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中，还包括“饮其汁”，即饮牛羊的乳汁。“初，单干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在“湩酪”下，《集解》云:“湩，乳汁也。”[1]2899说明牛羊的乳汁也是他们的所爱。而打猎获得的美味，更是他们的美食。特殊的饮食习惯和自然环境，造就了匈奴人强健的体魄，赋予了他们骁勇好斗的秉性。

以皮革和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服饰，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又是人类生活的需要。它的产生和演变，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息息相关。在我国，由于生存环境和习俗文化各异，每个民族的服饰不尽相同。由于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特点，匈奴人“衣其皮革，被旃裘”，形成了以皮革和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牛、羊等牲畜之皮和一些野兽皮是古代匈奴民族的主要衣料。匈奴人将牲畜皮和野兽皮揉制成皮革，进而制做成衣裤和‘革筒’的铠甲。用猎获之野兽皮加工成‘裘’，做各种裘皮衣物。”[8]匈奴人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史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在《赵世家》中记载了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厉行改革的历史。赵国属于中原国家，由于是农耕经济，宽袍大袖是他们服饰的特点。这样的服饰，适宜于中原传统的车战。胡服是指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这种服饰贴身短衣，皮靴皮带。其特点是衣短袖窄，活动便利，紧凑合身，适宜于骑马射箭。作为以放牧和打猎为日常生活的匈奴人，其服饰也是如此。

胡服到底是怎么的真实情况呢？“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9]16可知胡服为“上褶下裤”，即裤褶服。“《急救篇》说：‘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10]66褶为短身上衣，而“上褶下裤”，即上身着短衣，下身着裤。这样的衣着轻便简洁，便于骑马射箭，也适合行事，特别是在紧急军事行动中轻便迅速。

当前的考古发掘也验证了史料记载的真实。“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刻上有几个胡族骑兵形象，即穿着齐膝短衣，下着裤，腰束带，足蹬靴。”[10]46裤褶服传入中原以后，对中原服饰影响深远。《晋书·舆服志》记载：“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11]772由于裤褶服轻便简洁，在东晋时不仅被作为戎服广泛使用，也作为平时私居时的服饰，为老百姓和统治者喜爱。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是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籓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1]1806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抵御外辱，赵武灵王勇于变革，善于变革，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1]1811一举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度成为当时的强国。

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和以皮革、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既是匈奴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他们特有的风俗文化。“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1]2899中行说认为，匈奴的人口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其所以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衣食和汉朝人不同。中行说的观点不无道理。我们知道，匈奴的强大，主要是骑兵的强大。特殊的饮食与灵活轻便的服饰，使他们在与自然环境相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崇尚武力的特性。

以住穹庐为主的居住习俗。由于匈奴人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他们原来是没有城郭和固定住处的，“父子同穹庐而卧”，普通牧民父母子女同住在一个穹庐里。穹庐，“师古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4]3760因为旃帐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形状犹如天一般，所以名曰穹庐。旃帐即毡帐，是用毛毡制作的帐篷，《盐铁论·论功》云:“匈奴……织柳为室，旃席为盖。”这些旃席是用牛、羊、骆驼等动物的皮毛制成，不仅极具保暖和防水性能，而且拆卸方便，移动便利。对于匈奴的穹庐，中原汉人不认同，也不习惯，故汉出使匈奴的使者讽刺说匈奴人“父子同穹庐而卧”。《汉书·西域传》云：“乌孙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4]3901说明匈奴与乌孙习俗相同，都以住穹庐为主。“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汉武帝元封年间，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昆莫为妻。“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4]3903面对年老的乌孙王昆莫，看着用毛毡制作的帐篷，望着桌上的肉食和奶酪，公主的悲哀可想而知。

以上我们透过《史记》对匈奴历史的有关记载，分析研究了匈奴的民族特性与婚姻习俗，并对其饮食、服饰、居住习俗等方面做了探讨，由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认识：

首先，《史记》通过记载匈奴的历史，真实呈现出当时匈奴民族原生态的生活画卷。这些原生态的生活，是匈奴人最原本的生活。通过这些画卷，匈奴人的民族特性与天然的生活一一映入眼帘，令人惊奇和惊叹。在《史记》中，司马迁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对匈奴的风土人情秉笔直书。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匈奴列传》中，真实记载了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与中行说就有关匈奴习俗的一场舌战，从侧面反映了匈奴人原生态的生活。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汉朝人对匈奴的了解并不是特别深刻，汉人常常用自己的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看待匈奴的习俗，不仅不了解匈奴人“贵壮健，贱老弱”的真实内涵，而且认为其收继婚习俗不合伦理道德，鄙视他们的饮食、居住习惯，但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歪曲或妖魔化匈奴人的习俗，而是秉笔直书，为我们保存了研究匈奴历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其次，匈奴人别具一格的习俗是建立在以畜牧业经济为生活的基础上。漫山遍野的兽群，既是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伙伴，更是他们生活的依靠。民俗“都附着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上，满足于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如饮食起居、穿衣戴帽、乘车步行、出门回家等，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搅在一起。”[12]8匈奴人的习俗，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们的文化。在以放牧和打猎为日常活动的磨炼中，造就了匈奴人不肯服输和喜欢与命运抗争的秉性。在这种秉性的作用下，形成了匈奴人独特的审美心理——崇拜武力强横和具有降伏动物能力的人，进而形成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特性。

第三，匈奴人的习俗，既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匈汉人民在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其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最好的佐证。汉武帝时投降匈奴的汉人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4] 3782。中原穿井、房屋建造、粮食储藏等技术由这些内地逃亡的汉人传入了匈奴，促进了匈奴的农业发展，丰富了匈奴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既是匈奴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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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正平】

Research on the Hun’s Nationality and Its Folk Cultur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Huns in Historical Records

SHI Shuai

(School of Humanity,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Records is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book recording the Huns. The records are focused o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Huns and other chapters. For the Huns were mainly based on the husbandry and nomadic economy, supplemented by the hunting economy, it’s the reason that the Huns advocated subjugation by force. The unique custom of levirate marriage in the Hun preserved the ethnic origin at best, to prosper the nation. The main food custom of the livestock products, clothing customs based on leather and fur, and the main living custom of the yurts were the Huns’ primitive life and the unique folk culture as well.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Huns; history; folklore; culture; 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7)17-0056-07

收稿日期：2017-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陕西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研究项目：《史记》关中文化及其影响研究(16JZ024)；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史记》关中文化及其价值研究(16SKZD06)

作者简介：师帅(1987—)，女，陕西大荔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哈萨克消息》，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