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锋

摘要：西河郡美稷县是汉代北疆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治所。一般认为纳林村古城为汉代美稷故城，作者则提出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乡榆树壕古城实为美稷县故城。

关键词：美稷；汉代；使匈奴中郎将

西河郡美稷县是汉代北疆地区的战略要地。西汉武帝时，汉朝在此设立西河属国；东汉建武年间，美稷为使匈奴中郎将驻地。关于美稷县城的地理位置，史学界虽有论及，但存在诸多疑点，因而仍有继续探索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略陈浅见，就教于学界。

一、西河属国与使匈奴中郎将

建制沿革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河西之战后，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众4万余人归降汉朝。《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朝采取“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的措施，先后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建置5个匈奴属国，以安置匈奴人。其中之一为西河郡属国(简称西河属国)，治美稷。东汉时，美稷又成为使匈奴中郎将和南匈奴单于庭的驻地。直至东汉灵帝末年，美稷县城被废弃。

(一)西汉时期西河属国建制兴废

西河属国初设于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众归降汉朝之后。《汉书·地理志》载：“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美稷县，属国都尉治。”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车骑将军卫青挥师“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取得“河南之战”的重大胜利。汉朝遂于秦代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二郡。鉴于上郡辖区范围过大，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分上郡东部、北部和太原郡西部置西河郡，属朔方刺史部(东汉改属并州刺史部)。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河郡领36县，美稷县为其中之一。元狩二年(前121)后，为安置归降的匈奴人，汉朝决定在西河郡设立属国，设置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西河属国都尉驻地，即美稷县城。

《汉书·冯奉世传》载：“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右将军典属国常惠薨，奉世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加诸吏之号。”由此可知西河属国的设置当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主要安置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等部落，后又安置伊酋若王等部落。昭帝末年，由于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的反叛，西河属国名存实亡，故五凤三年(前55)汉朝第二次设置了西河属国。《汉书·宣帝纪》载五凤三年：“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驾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接着又载：“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可见，重置西河属国依然是为安置匈奴人。

此后，西河属国的建制一直延续至西汉末年。《汉书·叙传》载：“哀帝即位，出(班)穉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汉哀帝即位于建平元年，即公元前6年。班穉是班固的祖父，是年出任西河属国都尉。《汉书·何武传》载：“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国，数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征莽还京师。莽从弟成都侯王邑为侍中，矫称太皇太后指白哀帝，为莽求特进给事中。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可见，至少在新莽之前，西河属国建制仍然存在。王莽当政后，实行严厉的对匈奴政策，破坏了汉匈间的和睦关系。史载：“及莽扰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1]匈奴不断入塞侵扰，致使北疆局势动荡，西河属国建制当在此时被废弃。

(二)东汉时期使匈奴中郎将建制沿革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翌年，“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襎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2]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南匈奴单于率部归汉。

南匈奴单于庭的地理位置曾几度变迁，脉络十分清楚。最初，东汉将南匈奴藩属政权及其部众安置在五原郡西部塞之北80里的漠南草原(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部)；不久，移驻云中郡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云中古城)；之后，又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长期驻扎于此。史载：建武二十六年(50)，“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匈奴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郡)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3]至此，美稷遂成为使匈奴中郎将的治所。

随着北匈奴内乱，归附的北匈奴人越来越多。史载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人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4]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汉军大败北匈奴，“己亥，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5]为安置归降的北匈奴人，东汉于是年复置西河、上郡两属国。

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南匈奴发生内讧。翌年，单于羌渠被杀，其子於扶罗继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於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抄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6]汉灵帝死于中平六年(189)四月。时值中原政局大乱，东汉已无力顾及北疆，於扶罗只得率其部众留驻在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据史书记载：张修于光和二年(179)之前担任使匈奴中郎将，另有王柔于灵帝在位年间担任此职。此后使匈奴中郎将绝载于史。[7]

二、美稷地望考

关于两汉时期美稷的地理位置，史念海先生发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初步判定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古城为汉代美稷故城：“现在古城附近的形势，恰与《河水注》所说的相合。现在的正川河由准格尔旗的五庙梁东南流，直达古城，又绕古城之西，再由古城之南东流。正川河和黄甫川的流向是由西北趋向东南，而流经古城城南之后，接着还是向东流去，再折向东南流。这一点和《河水注》所说的若合符节，似非偶然的雷同。如果这一点不至于乖误，则纳林镇北的古城废墟，似可定为美稷县的遗址。”接着，史先生又根据“历史记载推求考核，以微翔实。……以纳林镇北古城作为美稷的遗址可能不会有很大的舛误的”。[8]此后，诸多学者承袭此说，《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等亦如此定位。[9]综合现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笔者则认为：汉代美稷故城并非今纳林古城，而应是在距之不远的榆树壕古城。试论证如下：

(一)今纳林古城并非汉代美稷故城

《水经注》的相关记载依然是推定汉代美稷故城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卷3《河水》篇是记载汉代美稷故城最早、最翔实的史料。史先生主要依据卷3《河水》篇所载“湳水”的流向来判定美稷故城。《水经注·河水》载：“(湳)水出西河郡美稷县，东南流。……其水，俗亦谓之为遄波水，东南流入长城东。咸水出长城西咸谷，东人浦水。滴水又东南，浑波水出西北穷谷，东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东径西河富昌县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东流入于河。”[10]湳水即史先生所言的正川河，也就是今皇甫川及其上游的纳林川。纳林川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达拉特旗敖包梁和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坝梁一带，流经纳林、沙圪堵，至陕西府谷县境与十里长川汇合后称皇甫川，最后流至府谷县黄甫镇汇入黄河。

笔者赞同史念海先生关于湳水即皇甫川及其上游纳林川的说法，但是纳林古城即汉代美稷县故城的判断并不符合《水经注》的记载。《水经注》云：“(湳)水出西河郡美稷县，东南流。”其意应是湳水之源出于美稷县境内，并非湳水源出美稷县城，亦非湳水流经美稷县城旁。因此，有可能不存在所谓美稷县城位于湳水东岸的情况。

纳林古城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今纳林古城占地面积较小，出土遗物也较少，不符合地方高级军政机构治城的规格。

史先生实地考察纳林古城时，考古发掘工作并未展开，但是史先生又是最重视考古发掘证据的：“要确定一个古城遗址，应该依靠考古发掘，求得最后的解决。”[11]2014年3月28日，笔者跟随老师对纳林古城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量。纳林古城位于纳林乡政府西北、县道X601西侧5O米处。古城建在一滨河台地之上，城址平面大体呈正方形，城墙遗迹清晰可辨。古城西方为山丘，山下纳林川由北而南。东边为平缓地形，南北方向为通途。城址内东高西低，西墙凹口内侧有许多瓦片，东南、东北角有数座民房，城内大多开垦为耕地，种植有杨树、杏树、榆树，四周城墙上有野生的低矮带刺的灌木。我们利用测距仪对城墙实施测距工作。数据记录如下：东墙433米，东墙北偏东20°，目测东城墙的残垣高度为5米，东北城角有一处红瓦房；北墙439米，北墙东偏南20°；西墙434米，西墙北偏东20°，西墙凹口内侧有许多瓦片；南墙441米，南墙东偏南20°。据此前的考古调查，纳林古城四面有门，墙高约4米，厚3.4米。古城内已辟为农田。文化层厚0.4-0.6米，露有绳纹陶片等；采集物有：陶罐、陶盆、瓮、铜簇、铁剑和铁斧等。陶器质地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纹饰有绳纹、弦纹；另还征集到陶盆1件。[12]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期，美稷县城为西河属国都尉驻地。东汉建武年间，美稷城又作为南匈奴属国的单于庭驻地和使匈奴中郎将治所，既是高级军政机构驻地，也是南匈奴贵族的居住地，更是屯驻重兵之地，其城建规模必定远大于一般县城。纳林古城占地面积较小，古城内外遗物较少，文化层较浅，与史书对美稷故城的记载并不符合。

(二)汉代美稷故城应是今榆树壕古城

美稷故城位于纳林川流域附近无疑，而纳林川流域及其附近的秦汉城址主要有4座，分别是：城壕古城、城圪梁古城、榆树壕古城以及纳林古城。[13]除纳林古城外，城壕、城圪梁二城面积亦过小，不符合高级军政机构治城的规格，那么只剩下榆树壕古城。

榆树壕古城位于纳林古城以西约28公里的暖水乡北部。无论就其所在地理位置，还是古城及其附近出土的文物、遗址性质观察，皆可判定为汉代美稷故城。

(1)出土文物证明榆树壕古城使用时段是两汉时期。在古城内发现有汉五铢、大泉五十等铜钱，以及卷云纹瓦当，均属于汉代遗物。铜簇、铜带钩或其他铜饰件也屡有发现。古城东南约1.5公里处为汉代墓群。[14]城内还出土铁钱“乾祐元宝”，可见古城延绵历史之久。榆树壕古城以西，过暖水川约5-6里，有个叫高家渠(又称西渠或乌鲁斯图渠)的地段，曾出土过匈奴遗物。[15]此外，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榆树壕古城西方、东胜区布日都梁乡补洞沟村发现和清理了9座西汉末至东汉前期的匈奴墓葬。该墓群可能是东汉前期南匈奴单于庭附近的南匈奴墓地。林沄先生指出，补洞沟墓地最有可能是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嫡系部落所遗留。[16]这更增加此墓与美稷故城的联系。同年，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发现9座墓葬，潘玲根据出土的双龙纹玉璜等特征判断其中的3座(M4、M5、M12)为东汉中晚期南匈奴贵族墓地。又根据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判断，墓主人生前富有且地位很高。[17]这些墓葬是确定榆树壕古城为汉代美稷县故城的旁证。

(2)榆树壕古城的平面布局符合高级军政机构治城的要求。榆树壕古城分内、外两城。外城南北长500米，东西宽400米，平面呈长方形，是准格尔旗境内面积最大的秦汉古城址。现存城墙高约1-3米。北墙开三门，南墙与东墙的南端已被南渠(又称古城圪棱沟)冲塌。南渠自东而西注入暖水川。据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垣内墙尚存。现在东墙保留较高，一段高约3米，夯土层也较清晰，每层黄土之间，隔以黏性白色土，层层相叠，夯层厚约l0-15厘米。内城在外城西南部，南北约270米，东西约205米，亦呈长方形。北墙偏西开一门，正对外城北墙的西门。全城最高点在内城东北部，平地高于外城地面3米以上。主要建筑的遗迹遗物也在此处，地面瓦片密布，间或有秦汉卷云纹瓦当，还有不少辽金时期的砖、瓦碎块和鸱吻等建筑遗存。内外城东墙之间，陶片密集，东南部还有瓷片。[18]这种内外城或大小城的平面布局在北方边疆地带的古城址中发现较多。一般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内城位于古城中部；一种是内城位于古城一隅。内城一般设有官署、仓储、窖穴、窑址和冶铁遗址。[19]笔者认为榆树壕古城亦不例外(参见下图榆树壕古城平面示意图[20])。李逸友先生曾怀疑榆树壕古城为汉增山县城，但是他又根据内外城布局的特点认为榆树壕古城应为某郡都尉治所。[21]按照史书记载推测：榆树壕古城内城(小城)应是使匈奴中郎将的治所。史载：东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南匈奴单于反叛，“单于乃自将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连战数月，攻之转急，种移檄求救”。[22]南匈奴单于连战数月竟不能攻克美稷县城，可证美稷县城的坚固。榆树壕古城的内外城(大小城)的平面布局正是北部边疆地区军事活动频繁的一种反映。

(3)榆树壕古城符合《水经注》关于湳水与美稷县的记载。榆树壕古城的西北面为敖包梁，是暖水川的发源地。暖水川流经榆树壕古城西侧，流经四道柳、西营子、大路峁、乌日图高勒，至头道柳与四道柳川汇合后，称为㹀牛川，入伊金霍洛旗新庙乡后，再南流入陕西省神木县境，称窟野河。榆树壕古城与东方的纳林川西支河道仅隔一道山梁，美稷县境包括今纳林河发源区域。以今榆树壕古城为行政中心的西河郡美稷县辖区甚广，其东部应该包括今纳林河上游地区。这种政区格局符合《水经注》湳水源头出于美稷县境的记载。

三、美稷的军政地位

美稷县城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与匈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美稷城在两汉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成为大河套地区的行政中心之一。西汉时期，美稷县为西河属国都尉驻地。西河属国的设置适应了北疆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保证了西汉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东汉时期，美稷县为南匈奴单于庭和使匈奴中郎将的驻地，便利了东汉对归附的南匈奴的有效管理。

第二，美稷城既是防御北匈奴侵扰的战略要地，也是反攻北匈奴的战略基地。南匈奴内迁，北匈奴仍不时寇扰汉边。《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南匈奴诸部分置于北方诸郡形成了抵抗北匈奴南下的第一道防线。此外，南匈奴单于以美稷为战略基地，经常派兵协同东汉军出击北匈奴。如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渡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23]取得了对北匈奴之战的重大胜利。

第三，美稷县域是东汉安置南匈奴单于直辖部众的理想之地。建武二十六年(50)，南匈奴单于率部归汉后，东汉先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之地建立南单于庭，后将南单于庭迁至云中郡。是年冬天，北单于率兵南下，南单于领兵据守，战不利。东汉又下诏将南单于庭徙至西河郡美稷县。[24]美稷县位于西河郡西北部，北有五原、云中二郡，西有朔方郡。相比五原、云中，西河郡美稷县不与边塞毗邻，避免直接面临北匈奴的威胁，而且相对靠近汉朝统治重心地区。《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可见，一旦北匈奴南侵而威胁南单于庭的时候，东汉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兵力保护南单于免遭北匈奴的侵扰。

美稷城位于“河南地”东部地带，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部。《水经注·河水》引《东观记》日：“郭伋，字细侯，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携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数百小儿各骑竹马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曰：闻使君到，喜，故迎。伋谢而发去，诸儿复送郭外。问：使君何日还?伋计日告之。及还，先期一日，念小儿，即止野亭，须期至乃往。其水又东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秦汉时期美稷县区域气候适宜，水草丰茂，适宜游牧。[25]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南匈奴单于与东汉军大败北匈奴后，史载“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从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26]如此之多的南匈奴牧民分布在以美稷县城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不无关系。

第四，美稷是东汉时期的军事重地——使匈奴中郎将驻地，与度辽将军府驻地曼柏营城南北呼应。建武二十六年(50)，美稷县成为南匈奴单于庭驻地和使匈奴中郎将的治所。[27]然而不久，“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键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虽有耿国向光武帝建议：“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但光武帝并未采纳。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内怀嫌怨，欲畔，密使人诣北虏，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28]东汉遂于明帝永平八年(65)正式设立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29]曼柏，即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哈勒正壕古城，位于美稷故城北偏西38公里处，正当北通阴山要道。东汉在此设立度辽营，置度辽将军府，是为配合使匈奴中郎将加强对美稷县南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有效管理。正如出使匈奴归来的郑众所言：“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30]随着美稷、曼柏军事行政地位越来越重要，东汉于安帝元初元年(114)，正式将临时性的度辽将军府改置为军事常驻机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乡榆树壕古城实为美稷县故城，其位置凸显出美稷县在两汉北疆地区拥有极为重要的军政地位，也使我们对两汉时期北疆政区变迁与民族关系发展有了较前更为清楚的认识。

注释：

[1]《汉书》卷94上《匈奴传》。

[2]《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4]《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5]《后汉书》卷4《和帝纪》。

[6]《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7]关于使匈奴中郎将任职情况，参见李大龙《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及其著作《汉代中国边疆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有关使匈奴中郎将的论述。

[8]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71页。

[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周清澍编著《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陈峰《南匈奴附汉初期单于庭的设立与变迁及其历史地理考察》(《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等，诸多论著亦如此定位。

[1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页。

[11]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二集)，第471页。

[12]参见刘玉印主编：《准格尔旗文物志》，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13]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264-265页。

[14]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608页。

[15]参见崔璇：《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1981年印，第198页。

[16]参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0年(创刊号)，第27页；林沄：《关于中国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17]参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0年(创刊号)；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18]参见崔璇：《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198页。

[19]参见徐龙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秦汉边城初探》，《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3页。

[20]根据崔璇《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插图(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改绘。

[21]参见李逸友：《内蒙古史迹丛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

[22]《后汉书》卷47《梁懂传》。

[23]《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4]参见《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5]参见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第232页。

[26]《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7]关于使匈奴中郎将的论文主要有：何天明：《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探讨》，《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李大龙：《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8]《资治通鉴》卷45，明帝永平八年。

[29]《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0]《后汉书》卷36《郑众列传》。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3月第26卷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