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关键词]匈奴;汉朝;使节往来;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5)03-0075-07

 两汉时期，匈奴与中原接境攘界，唇齿相依，双方既有频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又有为争夺生活资料及生存空间而发生的矛盾冲突，还有统治集团间的使节往来。在这些经济联系、矛盾冲突以及使节往来中，匈汉人民之间有史以来即已存在的、经济物资上互为依赖、文化风俗上互相影响的手足关系也更加密切。

匈汉之间的使节交往和争斗有时关乎社稷存亡、皇帝安危，更多的则与军事冲突及方针政策有关，有时还能影响某次战争的结局，故双方的交涉有时进行得十分激烈复杂。匈汉双方皆以使节交往为各自的军事政治服务，交涉往往围绕经济目的而展开。通过对当时匈奴主客(匈奴政权中负责接待来访者的官员)与汉朝使者的接触进行分析，对比不同时期匈汉使者们在出访时期的不同境遇，使我们不仅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不同时期匈奴政权与两汉王朝的使节交往情况，而且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根源所在，深刻理解匈奴经常南下扰掠的主要原因以及匈汉双方的势力对比，等等。本文仅以西汉前期为主要研讨范围，分三个部分加以叙述。

一

著名的平城之役前期，曾有十余批次的西汉使者奉命先后出使匈奴。

公元前201年秋，匈奴以重兵南下。既已逼降马邑，乃南踰句注、攻略太原、威胁晋阳。次年冬(时以十月为岁首)，刘邦统军亲征，在上党铜鞮击破已降匈奴的韩王信后，即驻兵不前，徘徊观望。时冒顿单于为了诱使汉军继续北上，仅派出万余名骑兵进至广武以南。刘邦随之北上晋阳。不久匈奴又南下晋阳，才求得与汉兵接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冒顿单于命其部伍散而复聚，终于营造出了“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1]的假相。这时，已被诱至晋阳的刘邦面对的是各路汉军皆捷，匈奴节节败北的“大好”局面，且又探知冒顿单于就驻在句注山以北的代谷。刘邦意在冒顿，又有当时每战皆胜的基础，遂欲建盖世奇功。

应该说刘邦起初还是比较谨慎的，一开始他并未继续贸然北上。为了进一步摸清匈奴的情况，刘邦先后派出十个批次的使者(或以此“十”非确指，乃虚数，意为多)，去窥视虚实：“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踰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2]

上述事实证明，西汉初期匈汉之间即己存在着非常频繁的使节交往和激烈斗争，每遇重大事件西汉朝廷总要派出使者前去了解情况。刘邦根据其十余辈使者窥探回来的虚假信息，做出了不待聚齐全军即迅速北上，以建盖世奇功的错误决定。随之，他怀着必胜的信心，出平城，上白登，直到被围困以后，才搞清楚匈奴的实际情况:冒顿单于兵强马壮，且有三四十万之众早已集结于平城白登地区。尽管事先派出去了十余辈使者，亦未能帮他摸清匈奴的真实情况。但从主观上来讲，这十余辈汉使死得确实冤枉，因为他们并非故意传递虚假信息。

由于匈奴方面巧妙而成功地应付瞒哄了西汉使者，对他们反复进行的窥探侦察采取了有效的反侦察措施，致使西汉最高统治者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匈奴接待汉朝使者的具体措施是，示以假现象，资以假情报，从而配合冒顿单于的诱敌北上策略。这些史实证明，当时匈奴方面也己将使节往来用于军事、政治目的，同时表现出他们对于中原情况及其变化掌握得非常准确、及时，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出当时匈奴与中原之间接触与交往的频繁与密切，同时证明了西汉时期使节交往与情报信息的关系及其重要。

二

冒顿单于即位后，匈奴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丁零等五国，彻底扭转了其父头曼单于时期“东胡强而月氏盛，头曼不胜秦，北徙”，[3]秦将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非常弱小、被动的局面，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3]接着，冒顿又南兴平城之役，服属西域地区，遂使匈奴政权臻于鼎盛。

平城之役后期，己被围困于白登的汉帝刘邦采取的措施首先又是派出使者，使用惯技，“使使间，厚遗阔氏”。[3]将此关系到西汉社稷存亡、皇帝生死枚关的重任系于其所派遣的使者之身。而刘邦派出的使者们并未辜负重望，他们不顾个人安危，频繁往来于匈汉之间，以中原地区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为砧码，并且施以厚礼，不但成功地缓解了匈奴兵锋，拖延了六七天的时间，还松懈了匈奴的警惕。刘邦、陈平利用“胡骑稍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4]的时机，脱出重围。

白登脱围以后，匈奴强盛西汉虚弱己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匈汉势力对比既已如此，中原地区还不断有官吏将领率其人众降入匈奴，或与匈奴联合谋汉(如韩王信、赵利、王黄、曼丘臣、陈豨、卢绾等)，“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汉书·匈奴传》作：‘汉将数率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刘邦再次派遣刘敬出使匈奴，“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3]

这次，刘邦是在西汉内部以及匈奴方面强大压力叠相作用下，再遣刘敬出使匈奴的，目的是阻止或减少匈奴的“侵盗”。刘敬以奉送公主北嫁单于为名前往，并代表汉廷允诺，每年奉献一定数量的物品，还代表刘邦皇帝与冒顿单于结为昆弟。其中，遣阏氏、结昆弟都是虚名，每年按时按量奉送物资，才是冒顿“乃少止”的真正原因。汉朝使臣为中原政权争取休养生息时间做出了贡献。

然而，西汉朝廷每年奉送匈奴的官方物资，并不能满足匈奴的实际需要，西汉前期匈奴仍经常以武力不断掠取中原地区的畜产物资甚至人口。例如: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孙]卯，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3]其“候骑”甚至进入距离长安仅三百里，能够“望见长安”的雍州甘泉宫地区。“单于留[居]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3]

对于来自匈奴的如此巨大的武装压力，汉兵逐出塞即收，既不能有所杀，又不敢走出塞外作战。然而，一介使者，一封书信，却能换得单于亦遣使报谢。其中，使者奉书信，只能传递信息，并无更多的事权。“兄弟之亲”[3]奉嫁公主，也都只是虚名，是弱势政权为求避免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或强势政权要求农业手工业产品的补充接济而每每使用的托辞。如前所述，其核心实质无疑仍是经济和物资需求。例如，刘邦间使厚遗阏氏，用重金厚币换得七天时间，而得到赂遗的匈奴也没对白登山发起攻击;派遣使臣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之后，冒顿乃少止;边患严重到如此程度时，匈奴单于竟然愿意自我敛兵，遣使报谢汉朝。这无疑还是因为双方又重提兄弟之亲，再议和亲之事，而当时匈汉和亲的实质内容就是西汉向匈奴提供经济物资。可以说，匈汉双方包含着浓重政治军事色彩的联姻和亲、昆弟之约等都是通过使节途径结成的。西汉朝廷对待匈奴的方针是，以结昆弟奉公主为托辞，以经济物资为实质，采取输遗贡纳的方式，以避免大规模正面军事冲突，求请和平。而那时的匈奴政权，则是用强猛的武力从中原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每当西汉向单于纳贡输物，匈奴政权往往随之“少止”其掳掠骚扰，他们并未对中原提出其他要求，但他们希望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双方交涉的具体情况今已不可详知，但交涉的艰难、复杂、激烈，甚至其危险程度，则是可以想见的。

三

自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西汉军队大规模、长时间、远距离出塞攻略，经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以及漠北战役，使匈奴政权连续遭受巨大打击，“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另一方面，西汉攻略匈奴，自己的损失也很惨重。

匈奴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伊稚斜单于(公元前126一前114年在位)遂用赵信之计，遣使西汉求请和亲。汉武帝刘彻下其议，或主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3]伊稚斜单于派遣匈奴使者出访西汉，虽其名义为求请和亲，然其实质仍是争取物资接济，且有希冀双方饵兵养息之意。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匈奴政权，经过连续惨败已经转处弱势地位，冒顿单于之孙—伊稚斜单于虽然不愿对汉称臣，却明确表示愿与汉和亲。因为与汉和亲不仅能获得中原的物资，更能因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从而自他处敛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故欲求和亲的真正目的无疑还是经济物资。而单于大怒，扣留汉使的接待态度则表明，当时的匈奴政权还有一定的经济支承及武装力量，还在固守着“上气力而下服役”的匈奴之俗。[5]    

乌维单于(公元前114一前105年在位)时期，“[汉]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讽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阀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砖汉。何但远走，亡匿於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宁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6]此时西汉已经明显转处强势地位，而使者郭吉的使命却把他自己置于十分危险的境遇之中。

乌维单于对待汉使郭吉的态度再次表明，这时的匈奴政权仍在以其一定的(或称惨淡的)经济支承，坚守着其“上气力”之俗，但也表现出他们更加需要来自中原的物产补充接济:“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因为匈奴政权此时更加需要补充接济，所以一方面是“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另一方面单于还连续数次派遣使者出访汉朝，卑辞甘言求请和亲，求和亲的实质仍是求物资。

如前所述，匈奴自古就是一个“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於百蛮”的民族。至西汉哀帝时期，黄门郎扬雄在其上书中仍说匈奴“天性忿鸷，负力怙气，其强难诎，其和难得”。[6]虽然乌维单于更加需要来自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因而不但终不肯为寇于汉边，还曾一再求请与汉和亲，以便获得西汉官方物资，但对于汉使郭吉的当面奚落与羞辱却不肯相让。当时若无“上气力”之俗，若无一定的经济支承及武装力量，这样的接待态度是不好拿出来的。

此外，汉使郭吉对乌维单于说的那些话，颇有欲逗怒匈奴单于，激其率众去与汉军决战的意图。而乌维单于虽然大怒却不为所动，则可说明单于对当时匈汉势力对比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王乌第二次出使匈奴，事在公元前107年。《史记·匈奴列传》记其事曰：“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乌维]单于复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两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3]

乌维单于时期，匈奴地区更加需要来自中原的物资接济前己有述，此不赘言。而匈奴扣留西汉贵人使者路充国的态度，却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首先，匈奴扣留汉使路充国一事，发生在其贵人使者于出访期间死在中原之后。其次，这里所谓匈奴绐汉，只是一面之词，未见其他证据。无论单于所谓“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是否确属绐言，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亦率先派出贵人访汉使者以为单于先行则都无疑是事实。西汉朝廷说匈奴贵人使者是因病死于中原，而匈奴单于却认为是被杀而死。限于资料，此案在今天委实难以断清，但当时匈奴贵人使者在出访期间死于中原的事件，确实阻碍甚至是毁掉了那时可能出现的匈汉双方高层人物的直接面谈。

兒单于(公元前105—前l02年在位)初即位，“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

这两位汉使被兒单于扣留的事件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匈奴方面对于欲寻机“乖离”、“乖乱”其政权的汉使很是留意防范；亦说明此时汉廷已经开始利用使者，努力实现从其内部寻找并且利用矛盾，配合武装进剿，以攻灭匈奴政权的策略。由于这两位汉使做了使节所不该做的事，他们把自己也置于危险境地。

匈奴政权在冒顿单于时期，版图最为广大，“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又“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已]并为一家”。

至伊稚斜单于时期，匈奴连续损失大量人口，大批畜产，尤为重要的是丢掉了大片牧猎场所，被迫退出漠南河西，“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困居漠北。

到了兒单于时期，“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统辖范围更加窄小。

由于军事上的连续失败，匈奴政权不得不一步步地向西北更远的方向迁徙。“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随之，其内部斗争也更加激烈。公元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兒单于降汉，他也是先派出使者.“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对于此类叛乱事件，年少的兒单于似曾进行过镇压，所以《史记·匈奴列传》说他“好杀伐”。此时匈奴地区还曾显现出政局混乱的迹象，“国人多不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内容都应是当时双方使者往来出访所传递的情报信息留存下来的部分。

句犁湖单于(公元前102—前101年在位)时期，汉军势力进一步向西北延伸，“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公元前102年，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又攻破了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与国”—大宛，从而打破了至晚自冒顿单于以来匈奴政权对于西域地区的一统局面。张骞两使西域，细君、解忧先后入嫁乌孙，公元前104年至前103年，李广利首次率兵西攻大宛，都是西汉朝廷试图打破匈奴政权对于西域地区一统局面的尝试与努力。至公元前102年攻破大宛，才巩固了由汉家公主开辟的、与匈奴政权角逐争斗的西域战场，匈奴政权对于西域地区的一统局面，终于被刘彻打破，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势力影响及经济利益也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汉武帝)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联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也”。此前一直被匈奴政权用做经济支承的、来自西域地区的物资补充，既己发生动摇，汉武帝刘彻更有进一步窘困匈奴政权的打算。

这时的匈奴政权，其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连续失去了大片的牧猎场所，匈奴社会生产必然大幅度萎缩;控地日渐缩小，政治威力随之而急剧下降，这又使此前来自包括西域中亚以及其他民族或地区的贡纳输遗不断减少甚至断绝。所以，此时匈奴政权的经济状况也更加穷瘪。

在这样的军事形势、政治背景以及经济状况下即位的且兒侯单于(公元前101一前96年在位)“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兄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亦]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此次西汉遣使回应匈奴，以苏武为正，中郎将张胜为副，“及假吏常惠等，[又]募士、斥候百余人俱”。[7]

但在西汉使者为“答其善意”奉命出访期间,匈奴地区正在酝酿着一起“谋反”事件。此前从中原进入匈奴社会的虞常等七十余人,“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苏]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使]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汉朝使者顺利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匈奴“方欲发使送[苏]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那些阴谋劫持单于母阏氏的“谋反”者们战败以后，被匈奴拘执的虞常既已供出张胜，且鞮毅侯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谏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这才改变了欲杀汉使的主意。西汉副使张胜在出使匈奴期间，因参与谋杀单于亲信大臣事件，险些被匈奴处死。

当时，且鞮侯单于母亲的人身安全无疑遭受到了严重威胁，但即使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他仍然听从谏言，改变了欲杀汉朝使者的打算。这固然与当时西汉强盛、匈奴衰弱的大背景有直接关系，然亦能表现出当时匈奴方面也在为实现与汉和亲并且获得中原官方物资而做着努力。

且鞮侯单于命其丁零王卫律“召[苏]武受辞”，以取言对。苏武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使臣而被匈奴传讯审问，是“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乃引佩刀自刺，遂“气绝”。经卫律与匈奴医者悉心抢救，汉使苏武才“半日复息”。

苏武伤己痊愈，单于再遣使者前来晓谕：“会论虞常。[且]欲因此时降武。”会论处所的空气颇为紧张，虞常被斩杀后，西汉副使张胜随即请降。而正使苏武既不惧威胁，又不为利诱，被幽大窖，啮雪咽毛，后徙北海无人之处牧羝。

这里出现了第二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在苏武出访之前不久，匈奴方面己经第二次率先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人。第一次率先，匈奴派出其贵人使者出访汉朝，以为单于先行，死于中原；第二次率先，又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这两次率先，在当时的匈汉使节往来上都应属于很大的举动，也都可以说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但其中既有争取重新得到中原地区经济物资补充接济的强烈愿望，也再三表现出当时匈奴欲求和好的坚定决心。

再从那个时期匈奴方面的一贯表现来看，且鞮侯单于因事牵连，拘留汉使苏武，确与其初衷绝对相悖。虽然西汉副使张胜因错请降以后，匈奴方面认为正使苏武亦“当相坐”，但此时扣留汉使，颇具消既往之善意，开将来之仇隙的可能。这一点单于无疑是清楚的。根据单于不惜冒巨大危险而扣留汉使及其以前持续不断的求和表示，可以说，面对着求请和亲，争取经济物资，还是扣留西汉使者这两种选择，且鞮侯单于一时陷入了欲兼而得之的两相矛盾之中。

总结西汉前期匈奴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使节交往，每当重大事件或危急关头，双方都要派出使者侦察情况传递信息，双方的很多矛盾都是通过使节往来途径解决的。

平城之役及以前，刘邦君臣们并不清楚匈奴方面的实力及其诱敌意图，十辈汉使皆被匈奴瞒哄，冒顿单于巧妙实施其诱兵之谋，进而成就了辉煌业绩。汉朝使者曾经有过欲激怒匈奴单于，令其率部去与汉军决战的打算，但未获成功。中原使者任敞、郭吉等曾被匈奴扣留，“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3]匈汉不仅互相扣留对方使者，更有匈奴贵人使者于出访期间死在中原的事件。佩两千石印绶的汉使路充国曾被单于拘执。这说明当时匈汉双方的使节往来和斗争非常激烈复杂、艰难危险。

漠北战役之后，匈奴政权通过使者，再三向汉廷表示愿结和亲之约，重叙兄弟之谊。这与马邑之谋以前居高临下的接待汉使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公元前133年以前，西汉频遣使者，卑辞甘言，以兄弟身份，用公主或物资，换得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公元前119年之后，变成了匈奴单于持续不懈地遣使向汉求请和亲。这个时期出访匈奴的西汉使者，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强盛的武力以及手中的物资，己经转而欲令单于为外臣，朝请于边，或谕使匈奴“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3]其时还不乏当面奚落羞辱匈奴单于之辞。匈汉势力对比及其转变，在奉命出使匈奴之汉使身上明显可见。

在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有一个异常突出反复再三的现象：匈奴总是以采取各种方法，更多地从中原各地获取经济物资为其出发点，兄弟之约、和亲之请、武力掠夺、使臣交涉等万变不离其宗。而中原居民也离不开对耕畜、皮毛、乳肉食品等的依赖。无可否认，匈汉之间也曾有过军事冲突，有时还很激烈。但正如匈奴大臣所言，这是“兄弟之争，不在兄则在弟”，是同一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利益之争。历史事实反复证明，经过这类利益之争，矛盾双方都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军事冲突也是一种融合。在匈汉人民频繁密切的经济物资、风俗文化、军事及使节交往中，这股强大得无与伦比的向心力、凝聚力，把各族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2][汉]司马迁.史记[M].卷九十三·刘敬督孙通列传.

[3][汉]司马迁.史记[M].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4][汉]司马迁.史记[M].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

[5][汉]班固.汉书[M].卷九十四·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

[6][汉]班固.汉书[M].卷九十四·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

[7][汉]班固.汉书[M].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