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融合。《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曾将土耳其定义为一个身份撕裂、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著名外交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则认为,讲“两种文明的语言”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土耳其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土耳其在历史上因为“古丝绸之路”有过联系,而今天,两国均以其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各自在全球和地区的迅速崛起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政府所主张的“中间走廊”计划再次产生交集。在全球视角下加强中土两国文化的互通,已成为促进两国协同发展的重要根基。
土耳其语言和交际方式中的西方特征
土耳其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梅乌拉那·杰拉莱丁·鲁米曾说,“提高你的语言,而非你的声调。雨水使鲜花盛开,绝不是雷声”,这句话恰恰强调了在语言沟通中的作用和魅力。总体而言,在土耳其本土,除15%左右聚居在东部省份的库尔德人外,绝大多数土耳其普通民众只听得懂也只能说土耳其语。全球讲土耳其语的6300万—7300万人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土耳其本土。但由于土耳其共和国前身的奥斯曼帝国曾扩张至现今的阿塞拜疆、塞浦路斯、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区域,在这些地区,土耳其语能被一些群体听懂是不足为怪的事情;此外,由于土耳其有向欧洲移民,特别是向德国移民的传统,在欧洲,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使用土耳其语作为沟通的语言。
土耳其毗邻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欧洲近现代以来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许多土耳其人具有“欧洲情结”,而不以“中东”为身份认同。受过良好教育的土耳其人大多精通英语、法语或者德语;正式活动中,交流的话题也偏于西方国家人际交往的常见话题,多以家庭、文化、天气、旅游等为主题,年龄、薪酬、宗教、政治、领土争端、民族等问题常常被忌惮,避而不谈。
在土耳其的商业活动中,握手、贴面的见面问候等非语言交际方式很常见。通常情况下,如果是不太熟悉的人初次会面,多以握手寒暄为主;老朋友见面,见面双方会以类似于欧美文化中的拥抱、贴面的方式来互致问候;对久别重逢的老友,彼此还会边贴面边夸张地发出“吧唧吧唧”类似亲吻面颊的响声,且不介意在同性或是异性之间。当然,对于土耳其东部省份的一些更传统的穆斯林女性,是否采用握手或贴面来互致问候,应以对方是否主动示意为主要参考,也可以通过对方是否戴头巾或蒙面纱为主要判断依据。土耳其人在表达“无可奈何”或者“不开心”时,无论是在商业活动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均以耸肩并伸长右臂摊开右手来表达,这些交际方式具有欧美人非语言沟通的典型特征。
文化特征:东方本源与西方特征交融
东方本源和西方特征彼此交融的土耳其文化,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明显。首先,现代土耳其语具有东西方文化彼此交错的特征。土耳其语原本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3个语族。奥斯曼土耳其时期,作为当时的官方语言——古奥斯曼语属于东方语言——古突厥语族的阿拉伯字母文,读音和拼写都非常晦涩难懂。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在国父凯末尔的倡导之下,于1928年进行了拉丁字母文革命,将奥斯曼时期的阿拉伯字母进行了改革。从某种角度而言,改革后的现代土耳其语兼具了东方阿尔泰语系和西方印欧语系的特征。现代土耳其语由读音唯一的29个字母构成,与英文字母在拼写上非常接近。但相较于英语,在语音和语法规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同其他语言类似,现代土耳其语也保留了一部分历史遗留下来的外来语。其次,土耳其文化兼具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特征。一方面,土耳其文化根源于东方文化,代表东方文化的高语境文化具有“讲究含蓄、较多的非言语编码、反应不外露、有人际关系概念、圈内圈外有别、高承诺、时间处理灵活”等特征,如:土耳其人有强烈的“面子”意识,在餐厅,朋友间请客吃饭抢着买单的现象很常见;土耳其人讲圈子,表达含蓄,性格上善变,对待时间上灵活,有讨价还价的习惯。另一方面,土耳其长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而代表西方文化的低语境文化则具有“信息的意义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得很清楚,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不需要依赖环境去揣摩推测”等特征,如:大多数土耳其商人习惯以书面条款及签订的合同和协议为遵照,能遵守契约精神,项目实施过程中,凡以口头而不以书面承诺的增项或减项往往难以兑现。再次,土耳其姓氏兼具东西方文化交错的特征。任何正式活动中,如何称呼一个人的姓名都很重要,这就需要熟知土耳其人取名的规则。绝大多数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新出生的婴儿名字必须来自《可兰经》(或《古兰经》)。1934年之前,土耳其人没有姓,土耳其共和国自颁布《姓氏法》后,政府提供给土耳其人选择姓氏的清单,原来带有封建色彩和传统的封号一律被取消,而统一以性别先生(Bay)和女士(Bayan)来称呼。按照土耳其《姓氏法》选姓的规则,土耳其人的姓氏重复率极高,这同欧美人的姓氏重复率高极为相似,例如:全国与国父“Mustafa”同姓的人不计其数。此外,按照传统,土耳其人的第一个孩子通常随父姓,而且同东方文化包括中国的姓氏规则一样,姓在前,名在后。比如,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全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土耳其语:Mustafa Kemal Atatürk),穆斯塔法是他的姓,凯末尔是他的名,而阿塔图尔克则是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Atatürk”的尊称,土耳其语“Ata”就是父亲的意思,“Atatürk”(阿塔图尔克)就是“土耳其人国父”之意。
土耳其的丝路渊源
古代中国与爱琴海、地中海疆域间的贸易往来要比土耳其的历史久远得多。据史料记载,西汉帝国(公元前119年前后)时期,汉武帝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域边疆匈奴人的纠缠,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打通了河西走廊以西帕米尔高原连接古中国和古欧洲的通道,后来逐渐发展为一条重要的商路。现代土耳其所在的区域内在那一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王国,只有一些小的城邦。中国与这块疆域发生真正国家意义上的往来是在东汉时期的班超派使节出使西域。实际上,中国早就与这块土地有非常频繁的商贸往来,来自中国最受当地欢迎的商品莫过于薄而轻且便于保存和运输的丝绸。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铸币技术的限制以及粮食的不易储藏,丝绸便成为“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包括地中海地区城邦国家重要的“一般等价物”,丝绸替代等值货币甚至一度引起这些国家统治者的恐慌。中国与欧洲陆路沿线的丝绸贸易既是历史上“古丝绸商路”的由来,也是古代中国与欧亚交界的地中海、爱琴海地区文化交往的开端。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的东罗马帝国延续了近千年之久,首都就在今天的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为区分古代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引入了“拜占庭帝国”(395—1453年)这一称呼语。拜占庭帝国历经12个朝代、93位皇帝。同一时期,古代中国经历了东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北宋、南宋、元朝和明朝的前半段的漫长封建王朝。拜占庭帝国长达千年的历史与古代中国的直接商贸往来可以通过连接两国“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加以证明,比如:中国境内定县、固原、吐鲁番、西宁等地出土的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铸造时间在5—8世纪),正是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着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的烧制时间可以追溯至10—19世纪末,有些瓷器本身就是帝国皇宫日常用膳的器具;另据吐鲁番唐墓出土的粟特文文书的记载,拜占庭同中国商贸的往来,以拜占庭金币及葡萄酒同中国长安、洛阳等地的丝绸、茶叶交易为主要贸易形式,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
1453年,奥斯曼帝国在穆罕默德二世率领下攻占君士坦丁堡,宣告拜占庭帝国灭亡,并迁都于此,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但在近代,奥斯曼帝国遭受了欧洲列强的入侵,险些沦为殖民地国家。奥斯曼帝国建立的时期对应中国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至景泰七年(1456)间,属于明中期朝政。明朝同奥斯曼帝国商贸和信使往来在很长时期内受中亚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的阻隔。直到帖木儿帝国灭亡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才恢复了商贸、文化和信使的交往。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精美中国瓷器中,明清时期的瓷器最多,这些瓷器不同于一些帝国扩张掠夺的馆藏中国文物,这些文物大多是两国信使友好往来和“古丝绸之路”贸易交往的留存。
尽管在历史上有古丝绸商路的连接,但现当代土耳其与中国彼此建立密切的联系却是发生在自中土1971年建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的模式对土耳其“触动很大”,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渐趋平稳,两国高层互访开始增多。土耳其在文化上不再一味地崇媚西方文化,而开始接受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一转向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土耳其同中国有着相似的近代革命历史,都希望尽早实现本民族的复兴梦。第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政府所倡导的“中间走廊”计划存在思想和地域上的重叠。两国政府、领导人也曾就推进两国相似的建设计划进行磋商,并表达了全方位对接的愿景。第三,中土贸易逆差悬殊,土耳其对中国有较强的进口依赖,这为两国扩大开放并推动文化互信提供了可持续动能。中国目前是土耳其第二大进口国,出口却只占第十九位,贸易赤字显著,贸易逆差明显。中土不断加强贸易合作,增强文化互信是进一步缩小贸易逆差的有效途径。
对中国而言,土耳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已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需要透彻了解并加强合作的国家;对土耳其而言,中国迅速崛起为土耳其未来发展提供了参照范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全面推进也为土耳其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据不完全统计,入驻土耳其的中资企业已逾百家。此外,嫁接两国“文化桥梁”的孔子学院在土耳其已经建立了四家,分别与国内的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南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土耳其的中资企业及教育机构正在架起连接亚洲东西两端的桥梁,成为推动两国文化互通的新典范。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如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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