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立 张旭

[作者高建立，男，汉族，河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法学院教授。]

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让人们内心深深地震动，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尚的道德准则。”的确，一个国家需要有民族精神作脊梁，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信仰作统领。这种精神和信仰就是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关于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具有鲜明的导向性特征。昭君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的先进文化，自有其核心价值理念。在综合考察诸家研究之后，笔者试将之总结概括为和平稳定理念、团结和谐理念以及繁荣发展理念。不当之处,敬请同道批评指正。

一、和平稳定理念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礼之用和为贵”向来被传统中国人奉为圭臬。正是由于信奉“和”文化，使得中华民族深深烙上了“和”的烙印。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和”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和”文化强调团结和谐，强调仁爱真诚，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稳定、团结和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昭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充分展现了“和”文化的精神风貌，其和平稳定的价值理念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对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稳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七国争雄，统一了全国，使得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与此同时，雄踞北方的匈奴部族也日益壮大发展起来。始皇帝曾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南部一带地区，并修筑万里长城以抗匈奴。刘邦建汉后不久，匈奴入侵，发生了白登之围，刘邦听从大臣娄敬建议，以宗室女下嫁冒顿单于，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和亲。以后的惠帝、文帝、景帝亦继续执行这一政策。汉初的和亲包含了诸多的无奈。

由于汉初国立不济，而匈奴正处于强盛期，所以和亲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汉匈矛盾依然尖锐，战乱频仍。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随着汉朝国力的不断增强，汉武帝展开了对匈奴的反击，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率大军三次远征漠北，抗击匈奴，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得匈奴远离汉区，一致漠南无王庭。史载:“匈奴孕重堕，疲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和亲计。”[1]到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遣子入汉，正式成为汉朝藩臣。公元前55年，呼韩邪单于还亲到长安朝觐汉宣帝，并取得了汉廷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与帮助，部落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汉元帝即位不久，呼韩邪重返北庭，政权开始稳定下来。《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觐元帝，求与汉室通婚，“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便赐王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被单于封为“宁胡阏氏”。汉元帝也将年号更改为“竟宁”，表达了一种期盼和平的愿景。昭君出塞，从此汉匈合为一家，为两个民族赢得了60年的和平。与王昭君同时代的西汉学者焦延寿在《焦氏易林》中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对王昭君出塞和亲给予了高度评价。

汉匈合一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虽然武帝时期出击匈奴，取得了对匈作战胜利，但汉廷损失亦非常严重，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代价，社会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而就匈奴来讲，呼韩邪单于勇于汲取教训，果断改变前代单于的好战政策，诚心诚意与汉朝和好，开了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先河，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呼韩邪单于的政治眼光和境界。汉匈合一的贡献者—王昭君出于国家和平“和”民族团结大义，毅然赴漠北和亲，这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更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展示，体现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精神。汉匈合一，给北部边疆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以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2]“坐使亭燧安，并撤外城卒”(清代陆耀《王昭君辞》)，“边人获安，中外为一(指汉匈合为一家，笔者注)，生人休息六十余年”[3]。汉与匈奴的关系亦更为密切，“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4]甚至有大批王、侯率领他们的部属入汉，如“日逐王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归汉”，[5]“匈奴呼速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速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6]。汉匈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局面。元朝人戴表元诗曰:“君不见明妃当年辞汉宫，黄云塞下白云风。一朝边庭靖烽火，诏书自议麒麟功。”清代诗人韦谦恒赞昭君:“不恨丹青误，惟期报国恩。……红颜安社稷，情史至今存。”清人吴雯更是赞扬昭君“即有千秋国士风”。他们都充分肯定了昭君和亲对于汉匈和平的重大历史贡献。

王昭君出塞“和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亲迎来了汉匈两族友好团结的新气象，换来了边地60年的和平与安宁，密切了塞北与中原的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特别是汉匈之间的关市畅通，有利于两族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塞北与中原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汉匈两族的关系史和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合则双利，分则两害。”

二、团结和谐理念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众多民族相互融合、和睦相处的历史，“和”文化给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到清朝的消亡，中华民族就是在历史的分分合合中，逐步融合到一起，形成了如今56个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友好、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家庭。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但映像历史，同时也照启未来。王昭君出塞和亲，就其本身来讲，意义是时代性的，但其历史影响确是历史性的。昭君和亲，不仅使汉匈两个民族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相处，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汉匈民族的团结和谐，给两个民族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呼韩邪单于的归汉和亲，使得他在民族发展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呼韩邪单于婿汉后，曾与汉使韩昌、张猛盟约中，表达了“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无得相诈相攻”的愿望，并告诫他的子孙，要世代遵守对汉盟约，努力维持对汉的和平友好关系，“以报天子厚恩”。[7]可以说，呼韩邪单于在昭君和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但是事件的主要导演者，而且是事件的主角儿，并且把角色表演得形色兼备。

王昭君更是勇于担当民族大义，千里迢迢远赴漠北后，顺应当地风俗习惯和民风民情，和匈奴人一样住穹庐、穿皮裘、食羊肉、饮酪浆，完全融入了匈奴民族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据《后汉书》中记载:“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也就是说在呼韩邪死后(公元前31年)，按照匈奴的民族习惯，“父死妻其母”。王昭君要再嫁给呼韩邪的儿子为阏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风俗按照汉朝人的伦理道德来看是大逆不道的。因为汉朝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究的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按照汉家伦理，父死子妻其母，当然是有悖人伦、大逆不道的。所以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王昭君，自然不愿也不敢从匈奴习俗，所以，她上书汉廷要求归汉。但汉成帝出于汉匈和平的政治考量，令她“从胡俗”。昭君接受了汉庭的敕令，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她的使命，毅然决然地打消了回汉廷的念头，接受了“子蒸其母”的习俗，嫁给了单于前妻之子复株累单于。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环境中，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的。

王昭君与复株累单于一起生活后，又生了长女须卜居次云和此女当于居次云。王昭君去世之后，其女儿须卜居次、女婿须卜当，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王莽执政后，恣意妄为，采取了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引起匈奴单于的强烈不满，以致“归怨自绝”，汉匈关系又重蹈旧辙。单于“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双方剑拔弩张，烽火随时再起。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和女婿须卜当二人当此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设法从中斡旋，使得一度紧张的汉匈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可见，当年昭君出塞和亲对其子女和后人影响之大，对汉匈两族的友好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影响之深远。

三、繁荣发展理念

繁荣发展是国家建设奋斗的目标，也是社会前进努力的方向，同时也是人民的美好愿景和期待。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民族的和谐与团结，是社会发展的保障，也是人民生活幸福的基石。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没有民族的和谐团结，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古往今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昭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不但昭示了和平稳定、团结和谐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含括了社会繁荣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千百年来一直感召着人们创造出更为灿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昭君出塞前，无论汉族还是匈奴民族，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加之天灾、人祸以及战争等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的生活和生命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汉匈民族之间的长期战争，致使边境无宁日，汉匈民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匈奴民族地处漠北，社会生活环境恶劣。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67年，匈奴因天灾，牲畜死亡十之六七；加之匈奴部族的五个单于的混战，使匈奴部众仅剩数万人，生活用品严重匮乏，致使人们饥饿到“相燔烧以为食”。为了掠夺生活资源，匈奴时常出兵，袭击汉朝边地。而汉朝为保境安民，亦不得不耗资千万，修建边防要塞，派重兵把守。守边耗费了汉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公元前89年，汉武帝曾颁布《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可见战争对汉匈双方民生，尤其是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破坏。昭君出塞后，形成了汉匈两族团结和睦的局面，边境呈现出和平安宁的景象，社会的发展亦呈现出勃勃生机。特别是南匈奴内迁，加速了汉族、匈奴族的融合。昭君出塞所带去的汉族礼仪价值观，对于以勇武好斗、崇尚战争为价值取向的匈奴族产生了重大影响；昭君带去的五谷种子以及后来汉朝使节从匈奴带回的养殖、车辆、武器和骑射方面的技术，都大大促进了汉匈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中原文化进一步向漠北地区传播，促进了漠北地区社会的进步、繁荣与发展。根据《汉书》中记载，呼韩邪单于，复株累单于、搜谐若鞔单于、车牙若襲单于、直到乌珠留单于，这五代单于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室去做人质，以示汉匈友好往来的决心。这五位单于在位期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公元前27年，复株累单于朝汉，汉廷赠送了锦绣2万匹，絮2万斤，以及酒曲、粮食、水果、乐器等各种物品。同时汉朝的筑城、穿井、计数方法，以及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的制造等，也在汉匈两族人们的交往、“互市”中，不断传入漠北地区，大大提高了匈奴民族的文化生活水平，增进了匈奴民族对汉族的友好与了解。

唐代张仲素《王昭君》诗曰:“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诗中所述，既是史实，也表现了诗人的卓识。清代康熙帝亦作《昭君墓》一诗，盛赞王昭君“开诚示异族，布化越千秋”。对王昭君出塞和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昭君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价值评估

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民族，如果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汉代昭君出塞和亲，为汉匈赢得了和平与稳定，促进了汉匈民族的和谐与团结，实现了两民族长达60年的和平发展。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超出了事件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它的影响昭示了昭君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迎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昭君事迹才能千载之下依然流传不衰。据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统计，古往今来写过王昭君事迹的比较著名的作者有近500人，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700首，描写王昭君的小说、民间故事有近40种，记载或评论王昭君的历代著作有300多部。描写歌颂王昭君事迹代不乏人，如汉代的蔡邕，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北宋的王安石、欧阳修，蒙元时期的耶律楚材、张翥等；近现代有郭沫若、田汉、董必武、翦伯赞、费孝通、老舍、曹禺、邓拓、吕振羽、王冶秋、端木蕻良、谢觉哉、臧克家等。叫另外，昭君文化也传播到世界,，1986年，法国出版了《王昭君研究》，1996年日本当代女作家藤水名子推出长篇历史小说《王昭君》，朝鲜、越南、英国、美国等也都有昭君文化的传播。

昭君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这与昭君文化所含括的价值理念有密切关系。正是昭君文化的和平稳定、和谐团结、繁荣发展的价值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发展的潮流，所以它才不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生机勃发地绵延千年，长盛不衰。昭君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

就和平稳定来讲，人类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动荡迭起，冲突升级，恐怖暴力事件不断。海湾战事、利比亚战争以及美国的“9.11事件”，还有目前的叙利亚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复杂多变的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等，都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和平与稳定依然是全球关心的首要问题。如何才能制止国际间和地区间的冲突，让世界走和平发展之路，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弘扬昭君追求和平稳定的价值理念，不失为实现世界和平的价值选择。地球是人类共同的生活家园，在同一座星球上生活，和平相处是生活于地球上各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因此,人们应该摈弃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抛弃一国一已之私，共同为建立和平的地球家园而付出努力。只要真正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因此，昭君文化中的和平稳定的价值理念是世界的、人类的。

就和谐团结来讲，除了国家地区间的冲突之外，对人类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当属民族分裂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有1/5的国家经历了民族冲突。民族冲突的泛滥，造成了国家动荡不安，民族纷争不断斗争升級，冲突严重，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处于长期的动荡环境中，生存生活压力日增，社会生产生活遭到了极大破坏，本该享有的自由幸福，在不断爆发的冲突中化为泡影。就中国来讲，近年来东突厥势力的猖獗，以达赖和热比娅为首的“藏独”和“疆独”等极端民族分子对社会发展的干扰和破坏等，以及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和今年发生的新疆喀什、鄯善、和田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怖袭击和暴乱事件，已成为国家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和谐的极大障碍。因此，倡导昭君文化中所含括的民族和谐团结精神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的。只有抛弃种族仇视，弘扬民族间的和谐团结，才能造成利于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民族团结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最终达成世界的团结和谐与共同发展。

就繁荣发展来讲，无论是和平稳定，还是民族团结和谐，根本的落脚点在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民的幸福安康。昭君文化中的繁荣发展理念，应该是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明智价值选择。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两大前提。只有发展，才有社会的进步；只有和平，才有人民的幸福。昭君出塞和亲，不仅带来了和平稳定、团结和谐，而且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展示了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当今世界，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三个世界的划分依然存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依然不断扩大，这就严重制约了世界整体文明的推进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应大力弘扬昭君文化中的繁荣发展的价值理念，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民族和谐团结的同时，努力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内蒙访古》中说:“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掉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王昭君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昭君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2][5][6][7][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9]林德保《详注全唐诗》，大连出版社1997年版。

[10]彭年《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郝诚之《昭君文化是中华先进文化》，《实践》2000年第10期。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