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9日起，2020丝绸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一批丝绸之路相关的著名学者为“众望同归”特展提供咨询并写作了相关文章。

　　一、丝绸之路

　　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丝绸之路源自于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吸引。这种吸引与东西之间的地理环境有关。

　　几千万年前开始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改变了亚洲的地貌，造成了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和伊朗高原，阻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辽阔的亚洲大陆中部出现了大片荒漠地区。从隆起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河流，因远离海洋而成为内陆河，其中最重要的有新疆的塔里木河、独联体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经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两国的穆尔加布河等。在这些内陆河流经和渗入沙碛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个肥美的绿洲。内陆亚洲的绿洲呈串珠状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中部，从东面的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之滨的荒漠之中。

　　古代人类在这里引水灌溉，以谷类为食。他们织布为衣、烧土为陶，发展手工业，成为人类农耕区的另一产生地。由于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人口密集程度较高。绿洲的面积因水源的丰富程度而有所不同，但最大的绿洲的产出也不足以完全自给自足，人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于交换取得。因此内陆亚洲的绿洲居民自古以来便有经商的习惯，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他们一直扮演着东西方沟通者的角色。

　　在东西方交通的线路上，确实有一些民族比别的民族更善于经商。比如中亚的昭武九姓，“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翦发或辫发。其王冠氊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可见当地人对商业贸易的重视程度。

　　唐代的玄奘等人到了中亚的窣利地区，看到当地人“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除了相貌衣着上的特点，他说当地人“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窣利地区的人们善于经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般认为是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汉代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繁盛期。文献记载：“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

　　但是，中西之间的交流其实很早就有。宿白先生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较为可靠的中西文化交流，大约始于公元前二千纪，即公元前20世纪到前11世纪这个阶段的中期。这个时期，地中海东部沿岸，两河领域——伊朗高原和中国都处在青铜时代的盛期，大体上也都处于奴隶制时代。奴隶主的贪欲，虽然刺激了东西交通的发展，但东西方交通的打开，最根本还是始于人民之间的交往。在早期东西文化交往中，介于东西之间的畜牧和游牧民族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商周时期的中西交流可表现在中亚、西亚地区发现的陶鬲，东西方发现的青铜刀子和剑，丝织品、软玉、绿松石和玻璃珠饰等的东西传播，东方发现的晚期铜剑和带钩等方面；战国时期的东西交流，可表现在镶嵌玻璃珠饰的东传和中亚发现的战国器物，胡服骑射，南方发现的玻璃制品和海路的开通等方面。

　　由此可见，在张骞“凿空”之前，中西交流就广泛存在。其交流的动因应该在于物资上的互通有无和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古代中国出土了一些西方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器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中国受到珍视。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岩石中的石英，石英在地球上的分布很广，但是石英的熔点很高，需要1700°以上的高温，如果不加助熔剂，早期人类无法烧出如此高的高温。但是，如果添加了助熔剂则可以使其降到1400°以下。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碳酸钠），地中海东岸分布有大量的自然纯碱，所以西方很早就烧制出了玻璃制品。

　　北魏定都平城，《魏书》记“世祖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此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记录是西方玻璃技术传入我国的最早的明确记录，但是，北魏时期发明的这项技术并没有流传下来，我国的玻璃器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主要依赖于进口。

　　丝绸是中国人对于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国被称为衣冠王国，这和丝绸的兴盛是分不开的。孟子有个理想，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中国人讲到功成名就，一定要提衣锦还乡。《康熙字典》里以丝做偏旁的字有800多个，可见丝绸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之密切。虽然西方曾利用野蚕进行过纺织，但是质量不如中国所产。《三国志》转引《魏略·西戎传》中有关于大秦国的一段话：“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

　　汉代丝绸之路畅通以后，丝绸成为东西交流的大宗物资。赫德生（G.F.Hudson）在其名著《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指出这一时期的丝绸贸易“很快就从微小的开端增长到繁荣的顶点，在安东宁王朝，丝织品在伦敦（Londinium）也像在洛阳一样普遍”。丝绸运到欧洲的时候贵比黄金，使得罗马屡屡有人出来指责穿丝绸这种奢侈的行为。公元一世纪，有人指责购买丝绸造成了罗马的货币外流：“女人穿上它，便发誓自己并非赤身裸体，其实别人不相信她的话。人们花费巨资，从不知名的国家进口丝绸，而损害了贸易，却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贵妇人在公共场合，能像在她们的房间里一样，裸体接待情人。”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罗马贵族对于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的需求越来越大，商人们也开始尝试探索通往东方产丝之国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Titianus）派人前往东方经商，他们抵达了巴克特里亚和一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赛里斯国（Seres）的消息。

　　所以，中外都有一些文献，记载了东西方之间的古代交通，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多次提到的托勒密就是其中的一位。

　　二、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

　　现在提到丝绸之路，都会提到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对于丝绸之路的描述。从1877年到1912年，李希霍芬在学生的帮助之下，整理出版了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

李希霍芬像

《中国》

　　这套书并没有翻译成中文，书中提到了“丝绸之路”一词。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丹尼尔·沃教授通过“概念考古学”对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使用做了研究，他指出李希霍芬个人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并非如今天这样已经具有规范概念的性质。

　　李希霍芬对这条超远通道，用过“丝绸之路”这个词，但他也用过其他词，如“交流渠道”“大路”“主干道”“丝绸商路”等。在李希霍芬的词汇中，“丝绸之路”还没有最终定型。此外，“丝绸之路”一词也仅仅用于汉代，而没有做更广泛的历史概括。

　　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论及丝绸之路的文字并不多，笔者对“从中国到图兰的路”一节进行了翻译，译文如下：

　　从中国到图兰的路

　　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很多次都不得不把塔里木盆地南侧宽广的商道看作通往“塞里卡”（Serica）的路标。汉王朝初次探索西域之时，这条路便是交通要道。在那里我们曾经发现，旅行者大多会途径沙洲、罗布泊的楼兰以及和田，之后他们很少走帕米尔走廊，而是穿过捷列克大宛山口（Terek-Davan）和费尔干纳，前往大宛。我们还发现，公元1到5年开放了一条从沙洲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新路，它可能经过哈密，通往吐鲁番。但是，这条路貌似不是通往锡尔河的常规路线。到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注意力放在了通往同一条南线商路的交通之上。

　　在这一时期，来自东方的道路通常有两个起点：玉门关和阳关。玉门关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它就是后来的嘉峪关，位于肃州以西200里，是长城重要的关口。阳关的位置尚无定论。不过，它在沙洲以西大约170g.M.（译注：距离单位，不明）。从阳关出发有一条交通要道，通往一条已经被勘测清楚的古道。它经过于阗（Khotan），之后大概分成两路，一路通往阿姆河，另一路通往锡尔河。而玉门关是通往吐鲁番的道路的起点。还有一些道路，沿着另一些方向穿过塔里木盆地，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了。

　　我们又从马利奴斯（Marinus）那里得到了有关一条早期丝绸之路西段的信息。马利奴斯追随着马其顿人马埃斯（Maes）的代理人（Agent）的脚步。后来，托勒密（Ptolemaeus）又简短地对前人详尽的原始资料加以说明，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一路段。在许多有关古代地理的文献中，这一话题已经被反复讨论很多次了，以至于我们不必讨论这条道路的第一段，也就是从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出发，沿幼发拉底河溯游而上，经过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赫卡通皮洛斯（Hekatompylos），直至大夏（Baktra）的这段。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直接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

　　费得申科（Fedschenko）1868年到1871年的旅行，以及1875年威士尼夫斯基（Wischniewski）、马耶夫（Majew）和施瓦茨（Schwarz）大获成功的希沙尔（Hissar）探险就像一束意外的启示之光，照亮了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绵延的山地。直到不久前，我们还对这一地区视而不见。有了这些补充信息，我们现在基本能够确定马埃斯的代理人走过的、位于巴尔赫（Balkh）以北的路段。长久以来，由于缺失了如此重要的信息，人们只能相信一个普遍的说法，那就是商人要么走那条经过撒马尔罕（Samarkand）、苦盏（Khodjent）和捷列克走廊（Terek-Pass）的长路，要么直接穿过帕米尔走廊向东行进。可这两条路都与记载不符。正因如此，在上面提到的两段旅行之前，裕尔（Yule）就提出了质疑，是不是在两条道路中间，藏着一条我们还不知道的路。实际上，这条路在某种意义上被证实了，这也是托勒密的原文要求的。因为按照托勒密的说法，道路从大夏首先向北到达了阔梅德人（Komeder）的国家，之后稍稍向南延伸，直到平原与峡谷的交界。对于这第二段路线，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进一步的说明，山脉是东南西北走向的，而道路是沿着山脉向东南方向延伸的。从这个地点，即平原与峡谷的交界，也就是山间峡谷的出口，人们在经过石塔后北行50 shoeni。石塔矗立在沿山谷而上的路上。

　　如今阔梅迪（Komedi）地区在苏尔克河（Surkhab）或称瓦赫什河（注：阿姆河支流）的沿岸被重新发现。这一地区的古老名字很有可能被卡巴殿（Kabadian）这座城市的名字继承。古老的道路在这一地区从大夏向北越过阿姆河到达群山脚下。这里也是阔梅德人（Komeder）生活的地方。道路沿着山地的边缘向东延伸，并沿被高山隔绝的山谷向北转向，不是沿着苏尔克河就是从东部地区向河流上游延伸。这里我们来到了费得申科（Fedschenko）研究过的区域。这里是海拔8100英尺的、在阿莱山脉和外阿莱山脉巨大的山脉间坐落的草原谷底，也是苏尔克河的上游。这里是巨大山脉间的宽阔低洼地带，东北西南朝向。费得申科曾经越过12000英尺高的伊斯法罕走廊（Isfairam--Pass）来到这里，并发现了一条沿苏尔克河（在此称Kizil--Su）顺流而下的道路，这同样也是一条沿草原低洼地带向上通向东方的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长期有人居住的山地地区，想要离开那里，基本上同时存在着多条道路。我们因此可以期待，古代的丝绸之路可在如今东方从卡巴殿向北的道路下发现。希沙尔（Hissar）探险队和哈维尔达（Havildar）的旅行对于上述论点提供了两个证明。一队人马途径戈拉布（Kolab）和卡瓦陵（Khawaling）到达卡拉特金（Karategin），另一队人马从希拉库姆（Kila--Kum）同样到达该地。后者的道路在离开阿姆河之后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山谷，这一事实让我们大致能判断出，这条路就是马埃斯的代理人曾经走过的那条古道。另一条线索也能让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这条路在土耳其人进犯之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过，前提条件是，我们对Rasht和Darwas的区分是正确的。此外，很显然，这条道路从卡拉特金向北延伸下去，就是费得申科考察过的在阿莱高原上的道路。

　　除了大夏，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地点是“石塔”（der SteinerneThurm）。很多之前的研究者，包括里特（Ritter）、洪堡（Humboldt）和拉森（Lassen）认为“石塔”可在费尔干纳的奥什附近塔赫特苏莱曼（Takt-i-Soleiman或称所罗门的王冠）遗址的废墟中找到。而也有另一些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阿米阿努斯·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把它说成是一个小村庄（vicus），因此“石塔”是一个地点，而不应该指某个被隔绝的建筑。哈格尔（Hager）对此已经指出，Tashkent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石头宫殿”，他推断是托勒密把这座城市名字从当地语言翻译了过来。在这种情况下莱瑙（Reinaud）补充说，石塔先前称为Tashkent，但不意味着石塔建筑就相当于今天以它命名的城市，而是位于更东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把石塔和奥什区别开来。

　　这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旅行者们是否可能从超过12000英尺高的阿莱草原（如今对于驮马来说仍然是可以通过的）走到只有2920英尺高的奥什，之后朝东继续往高处行进通过捷列克大宛山口；或者他们是否并没有选择费得申科考察走过的线路，即沿着阿莱草原向东北行进。因为他们在这里沿着一条长长的舒适的洼地行进。这条道路可能在捷列克大宛山口以南，从费尔干纳可直接通向喀什。当我们想到费得申科书中对拥有25000英尺高峰的雄伟的外阿莱山脉的描述，我们也会回忆起托勒密书中的叙述，他说：“从那里（石塔），高山向东退却了，并与伊美昂山（Imaus）相连，从帕林波特拉 （Palimbothra）它又向北延伸。”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对石塔的位置做一猜测，它位于一条从南边走出沿着苏尔克河穿越外阿莱山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最终通向阿莱草原。这当然有前提的，那就是旅行者们并没有把途径大贸易点当作目标。因为它们在草原道路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们把石塔作为贸易点看待，人们就必须停下来思考，把它与奥什加以识别。对于商人们会打算在走出费尔干纳的山谷之后前往遥远的东方购买丝绸，或者从那边带回这些东西，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无疑人们应该在那里减轻他们的过境税。

　　从托勒密的其它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离石塔不远处，就有一座商队客店（Caravanserai），它是通往赛里卡（Serica）途中的一站。托勒密把这座商队客栈设定在了伊美昂山（Imaus）的交通线上，我们需要去那里，也就是紧挨着分水岭的地方寻找它。沙漠商队歇脚的时候，最有可能把帐篷扎在道路交汇的地方，除非那里是贸易市场。这里一定曾是一个这样的交汇口。因为对于从东方来的人来说，前往阿莱高原（Alai-Plateau）的道路，与途径捷列克大宛山口（Terek-Davan）前往费尔干纳的道路在此分道扬镳。

　　如今，第一条道路几乎被废弃了，因为这条道路的终点大夏（Baktra）已经不再重要，在另一边住着的也不再是安息人（Parther）中最大的重商民族。更远处的西方人已经开辟了海上之路，获得供给。不过，去两条道路的交汇口寻找旅行者安营扎寨的地方，这种尝试一定不会徒劳无功。

　　费得申科（Fedschenko）找到了一位后继者，并对整个道路系统做了详尽的研究。因此，关于讨论到现在的、马埃斯（Maes）走过的古丝绸之路中最有趣的一段，一份详尽、可靠的说明就指日可待了。

　　过了伊美昂山（Imaus），道路便开始下行。可以肯定的是，它朝着喀什的方向往东延伸。下一站是伊赛东—斯基提卡（Issedonskythica），它可能随着这座城市一同衰落了。再下面一站是伊赛东—赛里卡（IssedonSerica），又名于阗（Khotan）。接下来的路我们就清楚了。——马埃斯的代理人所走的路就是当时的一条商路。我们应当把这条路，看作安息人（Parther）从赛里卡运出丝绸的道路。不过，将这条路视为当时唯一一条路，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路，都是不对的。因为，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商队都往大宛方向去了，还有一部分走的是帕米尔走廊。

　　从后面的一段历史中，我们没发现什么有关马埃斯所走的路的记录。直到公元1422年，帖木儿（Timur）的儿子沙哈鲁（Shah Rukh）的使臣从中国返回时，在从喀什到Andidjan（费尔干纳）的山门之处分道扬镳，一路前往费尔干纳，另一路径直前往Balkh（大夏）。

　　三、简单的小结

　　依上所述，结合书中附的地图和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我们对李希霍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可以小结如下：

　　1. 在我们经常引用的该书第一册第500-501页的丝绸之路交通图上，李希霍芬用了红、蓝两种颜色标示丝绸之路，红色的是他根据文献记载的所描绘的丝绸之路，蓝色的是他重点考证的新疆通往中亚的路段。他结合了其他学者的实地考察论述了这部分考证内容。李希霍芬在书中另有一节讨论“通往印度的商路”，但是他认为汉代时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因此他并没有在这张图上标示两国之间的联系线路。

　　2. 李希霍芬没有去过新疆，但是他将对新疆的研究放在了第一册。作为一个学者，他对中亚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19世纪学者们对于中亚的热情，与当时对于中亚中心性的认识有关。如李希霍芬的老师李特尔 (Carl Ritter，1779-1859年)在《亚洲》一书中认为人类起源于中亚；1911年，加拿大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中认为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1926年，李四光发表了文章，讨论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学说。所以，李希霍芬对于中亚的研究热情有其时代的学术背景。

　　此外，李希霍芬的研究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他曾在一份考察报告中建议：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必将通过一条铁路与欧洲连接。……(关于此路)唯一应考虑的路线乃是穿经西安府、兰州府和哈密的道路。事有凑巧的是，此路沿途——包括北路(PeIu，即塔里木盆地北侧的路)——有丰富的煤田。这么多有利条件因缘巧合到一起，汇成如此漫长而确定的东西通道，在历史记录中，这可谓唯一的例子。

　　因此，“从这些背景，我们回到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或回到书中所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不难认识到：他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以铺设欧亚铁路、服务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利益为最终考量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希霍芬会说他在中国考察的时候，“如果还有一张桌子的话，就铺一面德意志国旗在上面”。

　　3. 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阐述，丝绸之路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还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李希霍芬及其“丝绸之路”概念的学术史意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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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erdinandVon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 und 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 Berlin：Dietrich Reimer, 1877-1912.

12.[美]丹尼尔·C. 沃（Daniel C. Waugh）著，蒋小莉译：《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2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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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四光：《人类起源于中亚么？》，《现代评论》，1926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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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德]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7.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页181-202、207。

编 者 按：原文载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