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丝绸之路研究自20世纪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最近几十年随着考古学新一轮的发现，汉唐丝绸之路研究更成为国际性学术研究的热点，但由此产生的汉唐丝绸之路起点究竟在哪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汉唐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和古代东亚文化中心，有着举世皆知、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大同、北京以及韩国庆州、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城市都与丝绸之路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皆是丝路开辟后的延伸与广义上扩展的文化范围。正如由“丝绸之路”引出的“绿洲路”“草原路”“海洋路”“西南路”“佛教东传路”等一样，彼此交叉并无绝对的界限，它只是一种中西交通或亚欧大陆联系的文化辐射圈，而其起点不仅应该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实力汇聚的中心——首都，而且应该具有起源早、根系大、脉络清、延续长、生命强、影响广的特点。

一

　　长安是中国古代13个王朝的首都，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共1100多年)，经历的王朝中西周、秦、西汉、北周、隋、唐最为强盛，特别是西周为中国青铜文化和奴隶社会的第一个兴盛期，秦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专制王朝，西汉是中国汉文化形成发展和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峰，隋唐是中华民族融合和综合国力强大的第一个盛世。作为倾全国之力建设的汉唐首都长安，是东方世界最繁荣的城市，当时只有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可与其媲美。

    汉唐首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源远流长，容纳丰富。西汉昭、宣时期匈奴纳质后西域36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大宛、康居、乌孙、龟兹、莎车、焉耆诸国皆与长安保持着朝贡关系。汉武帝至汉元帝时有三位公主和两位宫女嫁到西域，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赴长安只得到“赏赐”五名宫女，汉朝重视对西域的远交可见一斑。

胡俑，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

胡俑，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

　　隋代大业年间，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等30余国遣使至长安。唐代“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仅据《唐六典》卷四记载，唐朝曾与70多个国家与地区交往，有大批外国人来到长安。他们不但引进异域物产、传播文化宗教，以长安为中心，将其辗转流传到中国各地与东亚各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工艺技术和文化，沿着丝路传到欧亚多国，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印证，可证明汉唐长安不仅有着国际都会的风貌，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丝路之都”。

二

　　长安周围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桑蚕与丝绸发源地之一，距今3000年左右，气候温暖潮湿，是采桑养蚕的故乡。《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了周人祖先在长安西北(今陕西彬县、旬邑) 采桑情景：“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蚕月条桑，取彼斧斨……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1975年，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室内，发现了一批模仿真蚕雕刻的玉蚕，并发现有四种颜色的丝绸物印痕。1975年，在秦咸阳宫遗址窖穴中，发现一包已经炭化的丝绸衣服，有平纹绵、绢、绮等品种。汉代丝绸生产更发达，长安城内有东西织室，上林苑内有蚕室、茧馆。1984年，陕西石泉县前池河出土的鎏金铜蚕，昂头蠕动，形态逼真。由于中国丝绸光洁柔软，质细耐磨，容易吸汗，适宜做成各种衣料，所以远在两千年前就源源不断被转销到波斯、罗马等地，受到西方人的欢迎和赞美。

鎏金铜蚕

　　尽管现代学者很难断定西汉以前中国丝绸输往西方是经过怎样的交通路线，但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地区乌拉干河畔巴泽雷克古墓发现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凤凰图案的丝绸，西伯利亚阿泰山地区派济里克古塞人墓葬群发现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遗物，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地区古希腊殖民地遗址中也发现中国丝绸，这均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对外贸易交往，而进行交往的人极有可能是地处西陲的“戎狄”——周人与秦人。周穆王两次西征和秦穆王称霸西戎十二国的传说，是中原其他诸侯国所不见的。如果说汉以前就有一条“皮毛之路”“玉石之路”将新疆的皮毛、玉石运输到长安地区，那么近年来西安周秦墓葬中出土的和田玉石、皮甲等实物就是很好的证明。

　　公元前202年，汉朝新建的周长为25.5公里的长安城成为国都，它与西方的罗马城并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城。为了组成反击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的联盟，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陕西城固人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足迹踏遍今新疆、中亚地区，经过13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返回长安。他将西域各国物产、地理、风光、民情，详细汇报给汉政府，见于《汉书·西域传》，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载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献。从此，汉长安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将双方的贸易物品、工艺技术和文化艺术大规模交流起来，汉长安城内曾发现有西汉晚期13枚安息货币，铭文为希腊化时代的字母。汉长安应该是丝绸之路的首先得益者，波斯鍮石、大宛天马、安息鸵鸟、西域狮子、大秦珊瑚以及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等纷纷传入，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都将中国称为丝国——“赛里斯”（Seres），将长安称为“胡姆丹”（Khumdan），传遍亚欧诸国。

三 

　　长安是中国古代外国侨民居住集中的城市。1980年，在陕西扶风西周宫殿基址中，发掘出活动在中亚地区的“塞种”人的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硕直高顶帽子，这证明在公元前8世纪已有中亚人迁徙到长安周围。汉代将匈奴击败远遁后，西域诸国的使节、商人纷纷进入长安，在皇宫和市场上有罗马的火浣布、夜光璧，安息(今伊朗)的香料、毛毯，印度的马鞍琉璃、火齐屏风等奢侈品。西方风格的飞翼禽兽、裸体人像、孔雀和忍冬草等动植物图案，都变成汉文化的题材与造型。

骨雕胡人头像，陕西周原出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通过经商、联姻、战争、传教等途径，沿丝路移民于长安。特别是中亚粟特人(原居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昭武九姓”，他们大量迁移至长安附近。虽然当时战乱频繁，各族政权更迭不断，但许多侨民宁愿被俘也不愿离开，并渐渐与关陇汉人融合。据《北史》传记检索，康、曹、何、穆、史、安、米、石等姓氏的人，多是中亚诸国的后裔，他们在长安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完成了胡汉民族融合，如唐代白居易家族就是龟兹王族白氏的侨居后代。近年西安北郊连续考古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都是中亚粟特人移民的典型实例。

北周安伽墓石屏

史君墓

　　隋唐时期的长安是世界东方的最大城市，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到此活动。外国使团到长安的计有：东罗马帝国7次，大食(阿拉伯帝国)39次，波斯29次，日本14次。天竺(今印度)、高丽、新罗等国更是有大批侨民在长安居住。630年，突厥颉利可汗率领部众一万家至长安定居，其中混杂不少中亚胡人；679年，波斯王子泥涅师自长安统率回国的波斯人就有数千人；787年，长安检括出4000余“胡客”充实神策禁军，其中有许多“胡客”居住竟长达40年以上。1955年，西安发现的唐苏谅妻马氏婆罗钵文墓志，就是波斯人移居长安后在神策军任职的证明。

《苏谅妻马氏墓志》拓本

　　几十年来，长安隋唐墓葬中出土的高鼻深目、满脸胡须或穿胡服、戴胡帽的外国人陶俑比比皆是，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甚至还有一些“卷发黑身”来自南海的“昆仑奴”陶俑，这都为长安曾大规模居住外国侨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昆仑奴”陶俑

四

　　唐朝是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长安自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种类最全、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丝路都会”，其特征如下：

　　在服饰上，长安居民(包括上层贵族)深受西域风气感染，波斯缯帛大帔、吐谷浑长裙缯帽、吐火罗长裙帽、中印度女子披肩巾、回纥小腰身装、吐蕃赭面豹皮帽、中亚折襟贯头衫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内流行。

　　在饮食上，中亚与印度的毕罗(抓饭)、馄饨、胡饼、烧饼、搭纳(油酥饼)、烤肉片等传入长安街肆。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西域的龙膏酒等成为长安的名酒，西市的“酒家胡”“胡姬”被文人们屡屡咏诗赞叹。

胡饼是一种类似馕的烤制干粮

　　在建筑上，长安有些宫室府宅采用西亚的建筑风格、运用西亚建筑材料，如唐玄宗的凉殿模仿拜占庭宫殿建筑引水上屋，飞激扇车，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太平坊王珙私宅中有自雨亭，檐上飞流四注，暑夏入座犹如深秋。宰相宗楚客、杨国忠、元载等都用西域香料泥墙饰壁，其装修方法与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宫殿基本相同。

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摄：李文博）

　　在交通上，长安男女盛行骑马，从墓葬出土的三彩马、陶马形象看，大都为西域、中亚优良马种。特别是各种造型生动的三彩骆驼，仰天嘶鸣，胡俑牵拉，再现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运输行进的场面。

唐代三彩马，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藏

　　除了衣食住行等以外，长安还具有一些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特点：

　　在宗教上，大批印度和西域佛教僧侣汇集于长安译经弘法，规模最大的佛寺都在京城，使长安成为全国向往的“佛都”。长安坊市里还设有多座胡寺祆祠，号称“三夷教”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均在此得到传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只可能竖立在国都，而其他城市至今没有发现。

　　在乐舞上，长安宫廷里流行着中亚西域诸国的乐舞，集中了一批独具异国风情的音乐家。他们演奏《龟兹佛曲》《罗刹未罗》《苏莫剌耶》《达摩支》《讫陵迦胡歌》《阿固盘陀》《悉尔都》等胡乐，在天宝时被统统改名为皇家太常署与教坊的国粹。“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西域舞蹈家，更是将胡腾、胡旋、柘支等“胡舞”推向坊里民间。

　　在艺术上，寺庙绘画采用从中亚、南亚引进的希腊罗马凹凸画法，目前所见的隋唐墓葬壁画大多集中在长安，不仅图画内容丰富，而且品味高雅，外国朝拜的《客使图》只有西安地区存在。唐昭陵雕刻的十四宾王像和乾陵六十四宾王像所表现的外国首领也是他处未见的。

《客使图》

　　在民俗上，长安每年正月十五布置西域格调的灯轮，狂欢的士民与皇家贵族一同共庆节日。长安上层贵族喜好由波斯传来的马球，民间则流行“互相泼水、鼓乐伴舞”的乞寒胡戏与“苏摩遮”，源于西域的杂技幻术也获得长安百姓的欢迎。

　　目前，西安出土的希腊文铅饼、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波斯银币和日本“和同开珍”银币已有近百枚。这一切都说明长安是丝路东端的国际性大都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被誉为“亚洲东西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一点都不过分。

大雁塔（摄：李文博）

五

　　据《南部新书》记载，在唐长安开远门外建立有夯土筑成的“堠”——地标数字里程碑，上书“‘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安西即今新疆库车。唐代诗人元稹在《西凉伎》中写道：“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原州指今宁夏固原，近年在这里考古发现了东罗马金币和玻璃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载天宝十二载(753)“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长安安远门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文献记载的首发之地非常明确，不可能轻易改变。

大雁塔（摄：李文博）

　　日本学者根据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西域风格文物和考古资料，认为日本平城京是丝路的东延伸点。中国一些学者依据洛阳曾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首都，并一度成为隋唐陪都，以及当地丰富的出土文物，认为洛阳应是丝路起点。这些扩大丝绸之路概念和提高当地知名度的用心是好的，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城市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也不排斥其他城市与丝绸之路交通往来的地位，但没必要随意“放大”或“夸大”。按科学的观点来全面分析，开通丝绸之路年代最早，外国侨民来华居住最多，西域文化影响最深，国都建立时间最长，丝路畅通时国力最强，考古文物种类最全，出土文物水平最高，现存名胜古迹最广……这些条件综合起来，能够达到要求的只能是汉唐长安。长安在历史上所具备和所代表的中心性、兼容性和世界性的特点，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确定丝绸之路起点的根据只能以此为客观标准。一些地方分散的考古成果并不能完全改变历史，只是接近与补充历史的原貌。

小雁塔

　　一些学者认为提出汉唐丝绸之路起点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丝绸之路不是地理学或交通意义上的某条道路，而是欧亚大陆的一种区域经济环境和一种文化交流系统，其起点只要是能代表中国文明或生产力水平的中原地区就可以。也有一些专家采取齐头并进的调和做法，认为长安、洛阳都是丝绸之路起点，可按朝代前后和建都地点随时调整，只要是海内外认可就成立。

　　笔者不赞成汉唐丝绸之路“多个起点满天星斗”的观点，也不同意某一处地方发现若干与外来文明有关的文物就宣称自己是“起点”的说法，那样只会混淆人们对丝绸之路最高文明水平与最具代表性城市的认识，造成无标准的“文明”泛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茫然和无所适从。笔者的观点是“一个起点，几条分布，多种传播”，尊重和恪守已有历史记载的客观定论，不要为此无端争论、再起风波了。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丝路遗产》，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