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昭君文化的本质是昭君精神。昭君精神集土家族、汉族和匈奴族的民族特征为一体，具有代表性。昭君精神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同步，体现了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核心内容和人本精神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辞】昭君文化、精神、以人为本
　　【作者简介】魏明生，湖北秭归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四川省老庄学会副会长，主编或参编文史著作12部，多次入选论文应邀出席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作大会发言。

　　公元前一世纪，在汉、匈民族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真实而又感人的美女和亲历史大戏。这出戏的男主人公是匈奴领袖呼韩邪单于，女主人公是出生于湖北兴山（汉为秭归所辖）香溪河畔普通农家女子掖庭待诏王昭君，决策人是当朝皇帝汉元帝刘奭。这出戏的高潮虽然过去，它的尾声却越演越精彩。平民百姓以口为碑，世代相传；文人学士浓墨重抹，颂扬不断。史书、传说、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演绎出了一道璀璨靓丽的文化风景线。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文化节”的推动，昭君文化广为传播，昭君形象深入人心，昭君和亲的壮举日益成为和谐世界的象征。

　　昭君文化是一个广义概念。从主体方面看，王昭君的文化素质，既有长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有农耕文化、汉宫文化、胡廷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土家族、汉族、匈奴族等多元文化的融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指出：“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①从客体方面看，无论史书的记载，汉、蒙民间传说，特别是文人学士借题发挥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多彩，而又良莠参差，相当复杂。就史书的记载而言，主要依据是《汉书》。在封建统治者眼里，汉匈和亲的历史功绩不属于王昭君，而属于汉皇和匈奴王，王昭君只不过是汉皇给匈奴王的一种赏赐，是微不足道的，成绩再大也不会记到她个人的功劳簿上。班固所修《汉书》，仅在《元帝纪》里以“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寥寥数字述及和亲之始，而在《匈奴传》中，也只有“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一语带过。就民间传说而言，尽管朴实无华，却也带有一定感情色彩，其真实性大打折扣。笔者和昭君是同乡，儿时听到过许多关于昭君的传说。对于昭君入宫，老人们说，王昭君小时候的名字叫王么姑儿，她是远近知名的漂亮女孩。那年朝廷派来选妃的使臣到了秭归县城，发出告示，要各地把最漂亮的女子送到县衙供使臣挑选。么姑儿的母亲不愿女儿背井离乡，四处托人说情，还叫么姑儿躲到外婆家去。么姑儿却不赞成母亲的作法，自愿参加选美入宫。她一到县衙，果然被选中。因为昭君是秭归选送的美女，后来有人刻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汉妃昭君王嫱故里”几个大字，和“楚三闾大夫屈原故里”碑并立在秭归县城东门外。这两块碑一直到解放后依然存在，笔者在县城读书时亲眼所见。老人们还说，昭君到了朝廷，嫁到匈奴之前，回乡探过亲，她说宫里人只会包饺子，不会包粽子。她回来教乡亲们学会了包饺子，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包面”。临走时带了粽子回去，所以后来北方人也学会了五月端阳吃粽子。这些传说的真实程度无法考证，只不过是家乡百姓对昭君的一片思念之情。就文学作品而言，许多虚构情节，源自《后汉书》。《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本来是很崇信班固及其所著《汉书》的，但在他的笔下，对王昭君的描述，虽然丰富了《汉书》的记载，却带有文学虚构的特点。如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②这种描述，很难置信。汉宫等级森严，到汉元帝时，皇后以下计十四品等，昭君虽为掖庭待诏，乃是十四级以下的一般宫女，一个情窦未开的清纯女子（选妃年龄为十五至二十岁以下），岂能有不切实际的“见御”临幸奢望？何况昭君对故乡之女“四十五十无夫家……一生抱恨长咨嗟”③早已司空见惯。所谓“积悲怨”、“请掖庭令求行”，元帝“意欲留之”等等皆为失真之笔。因此有人认为，“不得见御，积悲怨”，“正是范晔怀才不遇的借题发挥”④。《后汉书》对昭君事的记述，虽然晚于《西京杂记》、《琴操》、《明君辞》等传论，但它是以正史面目出现的历史文献，对后世影响颇深。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大都虚构失实，就连昭君的籍贯也众说纷纭。唐代诗圣杜甫《负荆行》称：“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巫山古有“昭君庙”，称昭君为“巫山女”尚属事出有因。而元代马致远称昭君为“成都秭归人” ⑤，明代冯梦龙、凌蒙初直呼昭君为“蜀中女子”⑥，就有点天方夜谈了。

　　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对昭君文化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在《谒昭君墓》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⑦前二句是对昭君和亲政绩的肯定，后二句是对文人词客借题发挥“各摅胸臆懑”文化思潮的否定。这就告诉我们，探讨昭君文化，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关键在于从主体方面探索昭君文化的真谛：昭君精神。

　　昭君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现代命题，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多种事物的支配，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即“民族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把民族精神的思想渗透在民族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分析中，从总体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思想体系，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特征，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精神要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有一个逐渐积累、不断发展，最终形成并为人们所认识的过程。中华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了本质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的三种形态，即：古代民族精神、近代民族精神和当代民族精神。古代民族精神反映的是各民族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至上、修身治国、礼仪兴邦、贵生贵和的人本精神；近代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在内忧外患挤压下形成的爱国爱家、救亡图存、争取独立、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是在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和平发展的科学精神。贯穿三个阶段三种形态民族精神的基本特点是勤劳勇敢、自尊自强、顾全大局、尚武尚美、博大宽容、团结和睦、乐善好施、自我奉献等等，核心和本质是爱国主义和人本精神。昭君精神形成于古代，经过汉匈民族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与中华民族的古代民族精神、近代民族精神和当代民族精神三个发展阶段基本同步，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点、核心内容与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昭君精神的民族特征具有代表性。秭归古名丹阳，为楚国所置“巫郡”所辖。巫郡在汉代改置“武陵郡”，辖今鄂西、湘西、川东一带地区，为巫山泛指之地。这一地区，于殷商之际，春秋之世，皆为巴族活动中心。楚国强大后，巴族活动中心南迁至黔中郡，但自秦汉时代，以至北周，长江三峡仍为巴族活动范围，并表现其力量，犹如《周书•蛮传》所载：“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附，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东汉时，巴族大都汉化，然而尚未与汉族融合，下抵隋唐，继续在两湖、江、汉、川、黔等地繁衍生息，并且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巴人后裔为今之土家族，今兴山、秭归周边的五峰、巴东等皆为土家族自治区域。史称巴族为蛮族，“昭君是蛮夷女子”，考其族源，乃巴人，“是武陵（巫）郡出生的一位土家族姑娘”⑧。昭君的“蛮夷”性格，是她自愿入宫、乐意和亲、入胡随俗的先决条件。使她在10多个和亲汉女子之中，特立独行，成就大业。如果失去了这种“蛮夷”性格，作为一个柔弱秀女，从风光旖旎的江南进入气候寒冷的漠北，住穹庐，被旃裘，食畜肉，习俗迥异，语言不通，举步维艰，很可能也会像解忧公主那样因和番几乎忧伤而亡，或者像蔡文姬那样别夫弃子而归。

　　汉代是汉民族和汉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的“六艺”，是汉民族最基本的六种技能，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必修课，也是文人学士最起码的基本功。汉皇朝廷既是政治、军事、经济的最高决策机关，也是掌管汉族文化的首脑机关，文武百官自不必言，后宫嫔妃亦不例外。昭君入宫之后，以琵琶和书籍为伴，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琴棋书画，样样皆能，由蛮女变为淑女，进而成为一个合格的宫女，其文化素养和精神特征打上了汉民族的烙印，是不言而喻的。

　　 匈奴民族是诸夏的一支，剽悍勇猛，商灭夏，不愿臣服，逃到塞外，拥兵自立，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品格。昭君出塞，入胡随俗，汲取了匈奴民族的精神素质，受封两代单于宁胡阏氏（皇后），成为匈奴族的“国母”，胡族妇女的首领和表率，从她本人的生活习惯，到政治生涯，以及她的儿女，皆与匈奴民族融为一体，其精神素质无大的差异。

　　昭君精神集土家族、汉族和匈奴族三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于一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这在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民族史上都极为罕见，不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

　　（二）昭君精神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多元性。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周朝分封诸侯，各个诸侯以自己的封地为国，在相互称霸争雄的斗争中，各国臣民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抵御别国的入侵。这种爱国主义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中华统一局面形成后，推爱小国以爱大国的精神得到到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振兴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以至于在当代仍是居于民族精神的核心地位。昭君的生长地古为楚国领地，也是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家乡。屈原的爱国精神是通过反抗秦国入侵楚国表现出来的，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光辉形象，被历代统治阶级树为学习楷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低估。昭君自幼受到屈爱国思想的哺育，养成了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思想品质。昭君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通过实践汉王朝的和亲政策来实现的，从汉民族的视角观察，她是奉命求和的使者，是维护汉王朝所代表的汉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昭君抵达塞外，作为两代单于的“宁胡阏氏”，表现出以匈奴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高度爱国主义情操，从匈奴民族的视角观察，她又是维护匈奴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昭君和亲，结束了汉匈之间百余年的战争史，从中华民族的大视角观察，也是维护全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因此，昭君爱国主义精神是多元化的，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相比，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体现了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 ⑨。

　　（三）昭君的尚美自强和奉献精神具有典型性。自古以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君子不夺人之美。这大概也是文人学士为昭君出塞而叹息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美女文化是独具特色的。王昭君是人们公认的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形象没有瑕疵，她的行为有功无过，没有绯闻，人们对她除了赞美之外，还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即是在四大美女之中，也独享殊荣，不像对其他美人毁誉参半。昭君不以自美而孤芳自赏，也不以美而惜香怜玉。她那自尊自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勇于牺牲的精神，人们叹为观止。她自幼养成了热爱劳动、不怕吃苦的良好习惯，以及不甘贫穷落后，积极向上的思想品德。当皇宫选妃之时，她不像其他女子毁容以避，而是勇敢面对，随选入宫。昭君入宫后，不甘寂寞，不争宠，刻苦学习琴棋书画，增长了学识，政治上日渐成熟，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昭君到达塞北，不要说随呼韩邪单于鞍马进退，就是面对大漠风沙和寒冷以及匈奴人的生活习惯，也需要坚强的毅力，没有自尊自强精神是很难生存下来的，更谈不上完成汉皇交给的政治使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当漫长，特别是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大力推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伦里道德观念，妇女除了和男人一样受神权、君权、父权的约束之外，还多一层夫权的管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失去了人身自由，类同玩物，沦为男人的附属品、殉葬品、生育机器。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王昭君美丽出众，从一个农家女被选为宫女，在当地人看来出人头第，是一种荣耀。昭君被赐嫁匈奴王，走出深宫红墙，跳出牢笼，获得了自由。在历代深压最底层的妇女看来，王昭君是自由的化身，寄托着广大妇女求解放的热望，成为百传不厌、百听不厌的话题。后世有人认为，塞外和亲，就昭君个人的遭遇来说，并非美事一桩。汉代的10多位和亲女子，没有一个是汉皇的嫡亲公主。而对昭君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明知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没有爱情可言，也只有笑面以对，才能走出一条活路。这种看法，是脱离昭君生活阅历的一种臆测。王昭君生活在西汉时代的蛮夷之地，封建制度对那里的束缚远不如中原地区。昭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有她自己的利益和追求。她日夜思念着在边塞从军父亲和男友，希望到达塞北能够见到他们，更希望罢兵息战，让他们回到家乡，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她把个人的利益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且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汉匈和睦，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塞外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在匈奴的内部争斗中，她的亲生儿子被杀，她仍然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哀痛。王昭君的奉献精神是无可比拟的。

　　为了巩固汉匈和睦的和平成果，王昭君深明大义，在匈奴生活了一辈子，为匈奴人民做了许多善事和好事。匈奴人民感激王昭君的大恩大德，表彰她为汉匈民族世代和平友好所作出的贡献，在她逝世后，用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她，并且为她修建了一座青塚，以志永恒纪念。昭君故里的父老乡亲感念王昭君的仁义恩德，在巫郡治所建“昭君庙”。汉匈两地人民对昭君的崇敬之情，正应了中国先哲的一句古话：“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⑩

　　（四）昭君精神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具有现实性。昭君以自己特有魅力、亲和力，结束了汉民族与匈奴族之间的战争状态，换来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民族团结友好亲善的和平景象。战争使百姓生命涂炭，和平使百姓休养生息，民族兴旺。昭君和亲的壮举，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贵生求和，以民为本的人本精神。中华民族的人本精神在世界民族精神中，具有超前性和唯一性。世界上众多民族，特别是在古代，总是屈服于天、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敢于把人和天地相提并论。中华民族人本精神的基本出发点则是天大、地大、人大，并称“三才”，由此而引伸出贵生、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理和政治伦理。贵生，即珍惜生命，主张长生不老，提倡治病救人，反对滥杀无辜；贵和，即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带来的生命涂炭，和是手段，不是目的，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是保持和延续生命，提高民族素质；修身，即增强个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齐家，做到父子亲、夫妇顺，讲孝悌，尊老爱幼，构建适合生存的小环境；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营造一个休养生息的大环境，即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昭君的人本精神渊源于炎帝神农。神农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农耕种植开发全民族的生活来源，解决全民族的温饱问题，以草药医术养生治病，延长人的生命。昭君家乡北面有个神农架，相传炎帝神农在此画符造天梯采集仙药，尔后在此羽化升天。神农继伏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八卦符以记事之后，发明的神农符，既是制作神农架的蓝图，又是集天地十一维之灵气的养生符。神农架（包括兴山）是中华文化的又一个原始发源地。昭君出生于普通农家，自幼接受神农的生命价值观念，并且学会了农耕本领，善于识采药用草本。“医以载道，道以医行。”昭君和亲之道，获得匈奴民族的认同和拥戴，除了她的“阏氏”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她能和匈奴男女老幼同呼吸、共命运，贴近生活，关心其痛痒，用医药医术解除其痛苦，表现出“国母”爱民如子的亲和关系和“人情味”，从细微处昭示其人本精神。昭君为汉匈民族和睦相处倾注了全部心血，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了汉匈争战，实现了汉匈人民渴盼已久的和平愿望，解除了百姓流离，田园丘墟，北方边陲迨无宁岁的征战之苦。汉匈和亲，万民同庆，边境安宁，汉匈和睦，兵革已息，国泰民安，则是在更高的境界实践了中华民族的人本精神。

　　昭君精神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人本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把人本精神作为科学发展的核心，成为党的政治纲领，提高了人本精神的政治地位，丰富了人本精神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奋斗和工作为了造福人民，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宽宏的胸怀和远大志向。以人为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和生态失衡加剧，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任重而道远。历史不会重演，封建时代的和亲政策不复存在，昭君和亲那样的人本和平发展道路在当代已不合时宜。而演绎出的昭君和亲现代版，则是以宪法和法律及国际贯例固定下来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交通和通讯发达的信息时代，民族的、国际的民间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便利、更加广泛。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人民，通过民间交流和沟通，为解决民族间的、国家间的争端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为弘扬昭君精神，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拓宽了英雄用武的广阔天地。时代的前进，为每一个愿意发展自我同时为民族为国家作贡献的男男女女提供了无限的机遇。
　　
　　注:
　　① 翦伯赞:《内蒙访古》（1961年）。
　　② 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③ 杜甫：《负薪行》。
　　④ 李均惠：《后汉书误记王昭君事辨析》。《文史杂志》，2009年，第3期。
　　⑤ 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昭君自言：“小字昭君，成都秭归人也。”《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⑥ 冯梦龙、凌蒙初：《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目》（《二刻拍案惊奇》）：“只因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古代白话小说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98页。
　　⑦ 《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⑧ 谭继和：《王昭君名氏、籍贯、族属异说》，《巴蜀文化思辨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5、361页。
　　⑨ 见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兴山县昭君文化研究会《邀请函》，2009年4月。
　　⑩ 老子：《道德经》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