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摘要]草原东西通路便利了中西文化交往，草原也是丝绸交易的路线。应对草原民族的活跃，汉帝国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丝绸之路”的开通。所谓张骞“凿空”，是指中原往西域的交通大道得以开通。同时草原民族对于丝路贸易及相关文化交流活动也表现出积极态度。草原民族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值得关心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注意。
[关键词]草原民族；丝绸；交通；匈奴；西域；堂邑父；胡妻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7）06-0120-07121
草原为中原联系中亚、西亚地方的东西通路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的交流因此得以实现。“丝绸之路”交通格局的形成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历史成就，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及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应予以关注。
一、关于张骞“凿空”
对于汉武帝时代西北方向的战略成果，《史记•大宛列传》以所谓“通西北国”“西北国始通于汉”“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记述。关于张骞的功绩，司马迁以“凿空”一语予以高度赞扬：“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裴骃《集解》引苏林说：“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也说：“谓西域险阸，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都认为“凿空”即开通。
《大宛列传》说汉武帝指令张骞从蜀犍为（郡治在今四川宜宾）派出使团“四道并出”寻求通身毒的道路，这一努力是后来西南丝绸之路开通的历史先声。开通西南方向的国际道路与经营西南夷有直接关系，《史记》称之为“事西南夷”（《大宛列传》）、“通西南夷”（《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大宛列传》）、“通西南夷道”（《平准书》《平津侯主父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食货志下》又有“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的说法，《后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引孙盛《蜀谱》曰“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看来，“开”与“凿空”义近，有开通、开辟、开拓的涵义。
新疆拜城发现的汉代石刻《龟兹左将军刘平国诵》记述开道治关工程，有“作孔”字样，一些学者认为“作孔”就是“凿空”。“凿空”的文字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与汉代人“多假借”的习惯有关。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一四《订讹类》“空有四音”条指出，“《张骞传》‘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大宛传》曰‘张骞凿空’”，“空”的读音都应是“孔”。《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汉书•张骞传》同样记载，颜师古注“空即孔也”。《资治通鉴》卷二〇“汉武帝元鼎六年”同一史事，胡三省注：“汉出西域有两道，南道从楼兰，北道从车师，故二国当汉使空道。师古曰：空，即孔也。”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孔道”条提出“‘孔道’犹言大道”的说法。地湾汉简可见“当空道便处禀食”（86EDT8:14A）简文，行文方式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当空道”完全相同。可知“凿空”应当理解为开辟了交通大道。
二、早期草原丝绸贸易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通过世界史视角的考察，指出草原交通条件的便利。他在“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题下写道：“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他认为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回顾世界史，确实可以看到“航海的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样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柏伯尔语是今天撒哈拉沙漠上的游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也是撒哈拉沙漠北部和南部边缘一带的定居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在今天不但通行在阿拉伯草原的北面一带……而且还通行在南面一带。”“土耳其语也传播在欧亚草原的许多边缘地区。”“印欧语系在今天（象它的名字所指的那样）很奇特地分散在两块彼此隔绝的地区里，一块在欧洲，一块在伊朗和印度。”“所以呈现这种现象，大概是因为在土耳其语的传播者还没 有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前，欧亚草原上的印欧语的传播者曾在这一带传播过这种语言。欧洲和伊朗都靠近欧亚草原，而这一大片无水的海洋便成了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这一种语言 分布现状和上述三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失去了它从前传播过的中间那一大片草原地方。”丝绸之路发生作用也有这样的条件，即“草原地方”作为“无水的海洋”成为不同文化体系“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回顾中国古史，确实可以看到北边的草原和东方的海域共同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孕育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明通过这两个方面实现了外际交流，形成了大致呈“┐”形的文化交汇带。
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 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了有凤凰图案的刺绣，刺绣画面主题及其风格体现了明确的中原文化基因。在这一地区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南洋航路的开通：“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如同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运输主力的“蛮夷贾船”那样，草原民族在草原通路上的主动与活跃促成了早期中西交通的发展。
三、匈奴得“厚币赂遗”及从事丝绸转输的可能性
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年代，长期与汉王朝敌对的匈奴对于草原丝绸流通的历史作用不宜忽视。匈奴受到中原消费生活影响，“好汉缯絮”即表现之一。《史记•匈奴列传》载：“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中行说警告匈奴执政者，“变俗好汉物”将导致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危机，主张承续草原生活原有传统，坚持“无仰于汉”。所谓“汉物”中，“汉缯絮”尤为匈奴所“好”。
汉与匈奴间有直接的丝绸贸易。《盐铁论•力耕》载大夫语：“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盐铁论》：“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缦，得匈奴累金之物。”使汉王朝在贸易中占据优势的，全在于纺织品。
汉与匈奴的贸易主要通过“关市”实现。《史记•匈奴列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这是《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最早有关汉与匈奴“通关市”的记录，但由所谓“复与”“如故约”可知此前和亲时期是曾经“通关市”的。汉武帝时代，“关市”贸易受到重视。“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马邑之谋后，尽管汉与匈奴进入交战状态，“关市”依然发挥着经济联系的作用。“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史记•匈奴列传》）即使进入战争状态，“关市”依然“不绝”。通过“关市”，“汉匈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而大宗的交换。”所谓“以汉物耗匈奴之财”之“汉物”，纺织品应是大宗。
迎合匈奴“好汉缯絮”需求，汉帝国有提供相关物资以求边境安定的策略。高祖时代就有“岁奉”“絮缯”事。《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和亲”的同时“给遗匈奴”，这是“汉物”流入匈奴的重要形式。《汉书•匈奴传下》回顾与匈奴的交往，言高祖时代“约结和亲，赂遗单于”，“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
汉武帝时代苏武出使，也有“厚币赂遗单于”的记录。元光二年（前133）“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所谓“金币文绣赂之甚厚”，体现了这种物资输出形式中丝绸的意义。
《汉书•匈奴传下》载，单于来朝，汉朝大量“赐以”“衣被”“锦帛”：宣帝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前51），“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黄龙元年（前50），“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元帝竟宁元年（前33），“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成哀时代，这种“礼赐”的数量又大为增益。《汉书•匈奴传下》载：成帝河平三年（前26），“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哀帝元寿二年（前1），“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比较文帝时所谓“遗单于甚厚”不过“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情形（《史记•匈奴列传》），数量颇为悬殊，哀帝时代一次“赐”“遗”匈奴织品相当于文帝时代的375 倍。
自宣帝甘露三年至哀帝元寿二年五十年间，多次赐匈奴“锦帛”及“絮”，数量逐次增加。简单累计，“锦绣缯帛”八万匹，“絮”八万斤。如此惊人的数额，是否仅仅用以满足解决匈奴“民众困乏”的需要，或许亦可理解为在汉地推行“禄帛”“禄布”“禄絮”制度的背景下，有经济作用更值得注意的“赂”的意义，可以专文讨论。
匈奴得到超出消费需要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当然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林幹《匈奴通史》写道：“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匈奴）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对于这一时期丝路商道的形势，有学者指出匈奴人“企图控制西域商道，独占贸易权益”，有学者以为匈奴贵族“做着丝绸贸易”，并分析了“向西方贩运的丝绸的道路”。这些论说似乎缺乏确切史料支持，但东方丝绸因草原民族的交通机动性优势向西方传播的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
四、西域“胡商”“贾胡”
战国秦汉西域地方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有“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的说法，即定居经营农耕，但也有利用草原生态条件，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族。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张骞出行见闻获取的信息，除乌孙“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之外，又说：康居“行国，与月氏大同俗”，奄蔡“行国，与康居大同俗”，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汉书•西域传》载，婼羌国“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西夜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又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尉头国“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乌孙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温宿国“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山国“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而西域许多部族尤其善于商业经营，形成了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如“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善贾市，争分铢”（《汉书•西域传上》），安息“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大夏“善贾市”，都城“有 市贩贾诸物”等（《史记•大宛列传》），都体现出商业的繁盛与市场的成熟。
《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使代表汉朝赠送对方以财物，实质上往往具有贸易性质。例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明确建议：“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于是第二次出使西域，“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继张骞之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当时所谓“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汉书•西域传下》），成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交往形式。
“金币帛”是“赂遗赠送”的主体内容。昭帝元凤四年（前77）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楼兰王，《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账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傅介子以“黄金锦绣”诱杀楼兰王的故事，也说明使者“赍金币”“以赐外国”在当时是极其常见的情形。“金币”就是“黄金锦绣”，所谓“王贪汉物”“王喜”生动体现了西域领袖人物对“锦绣”等汉地织品的深心爱好。“币”的直接字义是“帛”。《说文•巾部》：“币，帛也。”段玉裁注：“帛者，缯也。”从傅介子故事“黄金锦绣”即“金币”，亦可知“币”就是“锦绣”。《汉书》卷七〇《常惠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也是同样的例证。
《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当时往西域使团派遣频繁，丝绸输出数量益多，以致诸国对“汉币”已经没有以往珍视：“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张骞之后使西域者有“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情形，即以作为国家礼品的丝绸为赃物的贪污犯罪。又说：“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
《汉书•西域传上》三次出现“市列”字样：罽宾“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乌弋“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疏勒国“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而安息“商贾车船行旁国”，尤其体现出经济优势。马长寿指出：“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北麓，自古是中亚、南亚和东亚间商业交通要道，匈奴在其间设关卡，收商税，护送旅客，担保过山，都可以收到不少的报酬……”“（匈奴）有时还掠夺行商和马队的货物。”“这些事实都说明西域的物产和交通在匈奴经济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
《后汉书•班超传》载：“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可知西域“贾客”亦作为特定社会群体参与战争。《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西域诸国胡客”和匈奴使团同行“与俱献见”，值得我们注意。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
《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 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记述京兆功曹杨正的故事， 涉及汉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长安“西域贾胡”的活动：“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 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勅坏祭遂去。”洛阳的“西域贾胡”也有诸多历史表现。
《汉书•西域传上》载，成帝时，罽宾“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报送其使”，杜钦发表反对意见，指出罽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又有“罽宾实利赏赐贾市”语，强调了西域贾人在与汉王朝交往中的经济谋求。而所谓“罽宾实利赏赐贾市”，说明“行贾贱人”们的作用，使得汉朝包括丝绸的“赏赐”，很可能最终也进入“贾市”流通系统。
五、“采旃文罽”：丝绸之路东输织品
丝绸之路促进的物资流通，不仅可见丝绸向西的输出，也有与此反方向的由西向东输送的草原民族提供的产品。《盐铁论•力耕》载大夫言已经说到“异物内流”情形：“……是以骡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采旃文罽”作为丝绸之路东输织品，是草原民族的创造。考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时，于丝绸由东向西的贸易主流之外，不应忽视草原生产的毛织品西来的重要史实。
其实，草原毛织品进入中原民族的生活，绝不仅仅限于“充于内府”。史籍可见“罽”出现于中原社会民间消费生活的例证。《汉书•高帝纪下》：“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罽，操兵，乘骑马。”颜师古注：“罽，织毛若今毼及氍毹之类也。”《汉书•东方朔传》：“狗马被缋罽。”颜师古注：“罽，织毛也，即氍毹之属。”《说文•糸部》：“纟罽，西胡毳布也。”段玉裁注：“毳者，兽细毛也。用织为布，是曰纟罽。亦叚罽为之。”所谓“西胡毳布”，对“纟罽”的生产者即“西胡”的判断是明确的。
班固《与弟超书》说西域方向物资交换，言及毛织品的输入：“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疋，市月氏马、苏合香。”“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也。”“月支毾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今赍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闟登。”可知中原人对“罽”“毾”“闟登”等毛织品的需求。曹植《辩道论》写道：“（甘始）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可知“罽”传入中原，“西域胡”的活动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出土毛织品13件，“品种有罽、褐、缂毛带、毡垫、毡靴等”。有“图案非常精美”的“方格罽”1件。又有“晕繝罽”1件，“花部依次由黄向蓝变化，呈晕色效果。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晕繝毛织物，它对唐代晕繝锦的产生，无疑起过重大影响”。又有“红罽”2件，“深红罽”2件，“莲紫罽”1件，“黄罽”1件，“青褐斑罽”1件。河西出土麻织品可能多来自中原地区，而毛织品，特别是质量较高的毛织品不能排除来自西域地方的可能。贝格曼考古报告中也有许多关于毛织品发现的记录。河西汉塞的毛织品遗存可能经由匈奴传入，活跃的西域商人或许也曾经直接促成了这种商品在丝绸之路沿途市场的流通。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 无所受。”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应是一种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人。李贤注：“贾胡，胡之商贾也。”
可能正是由于“商胡”“贾胡”的活跃，促成了“罽”等毛织品流入内地，进入了河西军人的消费生活。这种商品继续向东转输，应当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很自然的情形。
六、“堂邑父”故事
关于张骞“凿空”的直接合作者，《史记•大宛列传》保留了涉及“堂邑父”的历史记忆。汉武帝欲通使月氏，期望结成协力进攻匈奴的军事联盟，“（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拘禁十余岁，“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其属”应包括“堂邑氏胡奴甘父”。关于这位同行者，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司马贞《索隐》：“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盖后史家从省，唯称‘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号。”张骞自西域回归，又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匈奴内乱，张骞与堂邑父“俱亡归汉”。司马迁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事业，如果没有这位“胡奴”，显然是难以成功的。堂邑父无疑是丝绸之路交通的功臣。归汉后，“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关于“奉使君”，《索隐》曰“堂邑父之官号”。“堂邑父”作为张骞西行的同路人及主要助手，他的贡献得到了承认与回报。
七、大宛、康居、乌孙的“导译”
《史记• 大宛列传》载：张骞自匈奴出逃，“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所谓“其属”，可能除堂邑父之外还有其他同行者。大宛和康居的协助，使张骞一行抵达大月氏。“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遣骞”，《索隐》：“谓大宛发遣骞西也。”“为发导绎，抵康居”，《索隐》：“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张元济指出百衲本作“导绎”，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近人刘承干影刻宋蜀大字本作“导驿”。所谓“导绎”或“导驿”，或应读作“导译”，即向导和译人。下文言张骞出使乌孙，即言“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四库全书》本《史记》作“导驿”，“考证”曰：“凌稚隆曰：按‘导驿’二字， 观后书‘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则此‘驿’亦当作‘译’。”《史记会注考证》也以为字应作“译”。
这些“导译”们，可以看作虽可能以被动方式参与，但是对张骞“凿空”亦有积极贡献的合作者。“导”即“乡导”，今通称“向导”，即以优长交通能力助力文化交流的人士。“译”即“译人”。
八、张骞的“胡妻”
《史记•大宛列传》载，匈奴拘留张骞十余岁，其间“与妻，有子”。《太平御览》卷七七七引《汉书》：“匈奴不听去，乃留骞十余岁，娶胡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可知张骞的这位伴侣应是匈奴女子。
张骞逃离，“与其属亡乡月氏”，不知“其属”是否包括这位匈奴女子。张骞自月氏归，再次被匈奴拘禁，“国中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西行大宛，未见“胡妻”随行记载。我们不清楚与张骞“俱亡归汉”的“胡妻”是否第一次被扣押在匈奴“十余岁”时所娶“胡妻”。如果仍是一人，又有以“其属”身份同行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或者未同行，只是张骞第二次“为匈奴所得”时重新见面两种可能。这位“胡妻”即使未曾追随张骞西行，我们在考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即史称“凿空”的历史功绩时，也不应当忘记她对张骞的支持和帮助。
《舆地纪胜》卷一八三《利州路兴元府• 景物上》“胡城”条记载：“胡城。《九域志》云：《蜀记》云：汉张骞使匈奴，与胡妻、堂邑父俱还至汉中，筑城居之，即此城也。”如果此说可信，则“胡城”得名由自“胡妻、堂邑父”。《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陕西五•汉中府褒城县》“汉阳城”条：“魏收《志》：汉阳有胡城，汉张骞使西城，还，与胡妻居此，因名。今城在县西四十里。”则“胡城”得名全因张骞“胡妻”。
苏武也有匈奴族配偶，事见《汉书》卷五四《苏武传》。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八写道：“苏武年老，子死，上闵之。武因帝舅平恩侯许伯自白，以金帛赎子归，后仕为郎也。《张骞传》：‘匈奴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后骞与胡妻俱亡归。足征《汉法》出使绝域者，可就其地娶妻生子也。”汉人于胡地得“胡妻”“胡妇”情形，亦见《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陵降匈奴，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又《汉书•匈奴传上》：“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汉代北边跨民族的情爱与婚姻，当时或许有血泪浸染，也可能因强暴侵犯饱含羞辱与委屈，客观上却积极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联系与文化交融。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2月第6期，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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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