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生禾

[摘要]王昭君深明大义，胸怀君国大局，置个人祸福于度外，请缨远嫁匈奴，其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其业绩赢得安边息民，致汉匈间长期和平亲善，更具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昭君与呼韩邪由长安至单于庭的路线，当东渡黄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线，经蹄窟岭至杀虎口出塞，是蹄窟岭、红沙岩口实属很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

[关键词]昭君出塞；胡汉和平亲善使者；蹄窟岭；红沙岩口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9)06-0049-05 

我国古代绝代佳人、汉廷宫妃王昭君，特别是“昭君出塞”，历史影响既深且巨；更基于其本生故事成为她身后两千年来恒久不易的文学艺术创作、演艺一大题材而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其人其事，历史文献记载既多，文学艺术刻画纷繁。本文试就王昭君平生业绩及其精神之闪光点，以及昭君出塞处蹄窟岭和红沙岩口，忝作刍议，以求正于方家。

一、昭君出塞商榷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爰止，

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

既得升云，获侍帏房。离宫绝旷，

身体摧藏。志念幽沉，不得颉颃。

虽得喂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

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

道里悠长。呜呼哀哉! 忧心恻伤。

———汉·王昭君《怨旷思惟歌》

斯诗者，我国古代四大绝代佳人之一、汉廷宫妃王昭君远嫁匈奴行将出塞时所作,也是她平生留下的惟一传世之作。诚然,由于昭君出塞之历史影响既深且巨,后世历代犹出现许多拟作, 诸如早期有晋代石崇的《王明君辞》[1],晚近有明代李攀龙的《明妃曲》[2]。……清代耆学、诗人沈德潜尝明确指斥:石崇拟作“琐屑不足道也”[3]。其实,在昭君《怨诗》面前,不独石崇之文所谓“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并”,的确即读遍历代诸家拟作,深感亦无不相形见绌。唯其如此, 想必出于其作者们都不曾有王昭君的亲履身受所赋予的意境———即胸怀当时君国形势大局而主动请缨远嫁匈奴,如今要出塞了, 君不见,除了发于人伦常情之呼父唤母而如泣如诉之外,显然面对一去不返的绝幕, 面对一切必须“改往变常”,她要像暴风雨中的燕子,将翱翔过所有的巍峨高山和浩淼大河了。此中其势之博大,其志之高远,诚如董必武同志生前为王昭君陵———呼和浩特青冢公园碑刻题诗《谒昭君墓》所云:“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今读王昭君诗,重温其历史业绩,油然忆起近代杰出政治家林则徐自署的楹联,更为抗战初期张自忠将军效而抗击日军直至壮烈战死汉水北岸的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以至遐想到唐李白的《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原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正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中华民族岂非正依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窃以为,就王昭君的精神、业绩及其历史影响看,作为胡汉和平亲善使者,实无逊于张骞、苏武之流,是以倘若《汉书》作者不囿于传统的封建礼教成见,固属足资为之作《王昭君列传》的。

我国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王昭君其人其事者,大凡首推汉代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所撰、后由晋代学者葛洪所辑录的《西京杂记》:是谓“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 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 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4]按:刘向(约公元前77～前23年), 汉皇族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 其生卒大体正于汉元帝相始终, 发生于元帝竟宁年间的王昭君事, 他自耳熟能详, 甚或寓目亲睹,犹为人文风谨严,其记自可资征信。后来诸史记载,大较参互损益:或称“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5];或称“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6];或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 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 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丽,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7];或称“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王莽秉政,乃风单于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8]。

王昭君(约公元前55～前7年),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王穰女,名嫱,字昭君(晋代避文帝讳作“明君”),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请缨出嫁,入匈奴后被册封为宁胡阏氏。西汉前叶,汉匈多兵争,或匈奴南进侵掠扰边,或汉军北上征伐,边塞几无宁日。在汉匈长期相持中,匈奴终于认识到已经取得海内空前统一而日益巩固的汉朝,是不可长期 大举入犯的;汉朝则终于认识到把已经日渐统一各部而雄踞蒙古高原的匈奴,恃武功一举遏止于阴山后的大漠北,也是并不现实的。汉匈和亲事件的出现,可谓这种局面最集中的客观反映。在此形势下,昭君出塞,与前此江都公主远嫁乌孙昆莫, 其后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遥相呼应,共同成为我国古代史上通过和亲结成和平亲善民族关系,可谓“讲信修睦”[9]应用于民族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三大著名事件。昭君胸怀天下,远离亲族热土,克忍异乡殊俗,个人付出何等牺牲,难以言尽;其结果却直接带来数代的边塞和平与安宁,君不见,不独昭君之世边塞大较相安无事,昭君身后其女犹奉乃风单于派遣至长安入侍皇太后, 更产生了极其深远极其广泛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她的本生故事成为是后两千年来文学艺术恒久不易的一大创作题材。

诸如:在早期,著录于宋人《乐府诗集》里以王昭君事绩为题材以《王昭君》、《王明君》、《昭君词》、《明君词》、《昭君叹》、《昭君怨》等为题的“相和歌辞”和“琴曲歌辞”,即有(晋)石崇,(宋)鲍照,(梁)简文帝、沈约,(周)廋信,(唐)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遍及诗人学者、帝王将相、妇孺僧道的40余家的50余首;加上今人鲁歌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10]所选宋金以迄晚近以王昭君事绩为题材以《明妃曲》、《明妃篇》、《昭君出塞图》、《明妃出塞图》等为题的诗词,更有(宋)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陆游,(金)元好问,(元)耶律楚材、马致远、吴师道,(明)罗洪先、莫止、陈子龙,(清)刘献廷、沈德潜以至晚近董必武、谢觉哉、吕振羽、翦伯赞、老舍、邓拓乃至日本大江潮纲、美国袁晓园等,则达到179家的219首,如果再加上未选入此书而在其《附件》中以“存目”出现者,则更达到700余家的近800首[10]。诚然,历代内容关涉王昭君其人其事而非专咏其人其事的诗词更多,就举不胜举、数不胜数了。

以王昭君本生故事为题材的戏剧,亦为数至夥,著名者诸如元杂剧有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吴昌龄的《月夜走昭君》, 张时起的《昭君出塞》;明杂剧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明传奇有佚名的《昭君传》、《和番记》(一作《和戎记》,亦称《青冢记》);清杂剧有薛丹的《昭君梦》,张雍敬的《昭君怨》,清传奇有佚名的《昭君传》、《青冢记》等[11]。近现代以还,乃至迄今犹在传演的,京剧有《昭君出塞》,锡剧、秦腔、晋剧、陇剧等地方剧有《昭君和番》或《王昭君》、《美人图》,话剧则有;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

曹禺的《王昭君》[12]最具代表性。这里应予着重指出者, 是曹禺先生登高站在唯物史观的视角和高度,在话剧中所塑造的昭君,一改往昔一般文艺作品中那种悲悲凄凄、哭哭啼啼的懦弱屈辱形象,她出于化干戈为玉帛,促进汉匈和好,慷慨请缨出塞,则完全是一位温良娴淑、俊秀端庄、深明大义、智慧勇敢的巾帼英雄。我们认为,这才是王昭君其人其事的主流,也才既符合历史生活的真实,又符合艺术的真实;王昭君的本生故事,之所以在两千年间历代朝野被如此广泛地吟咏传演而迄今绵绵不衰者,其生命力,正在于斯。

二、蹄窟岭与红沙岩口今昔

王昭君平生留下的史迹,迄今主要者凡三处:一是昭君故里, 当今湖北省兴山县(历史上由秭归县分置)有昭君村,村畔有昭君祠[13];二是昭君终寝地,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岸有历世称“青冢”的昭君陵墓[13];三是昭君出塞处,当今山西省左云县西北境与右玉县交界处的蹄窟岭[14]与红沙岩口。诚然,关涉王昭君的史迹远不止三处,诸如在内蒙古西部传为青冢者犹有数处-若达拉特旗境黄河南岸就尚有昭君坟,山西偏关县西北黄河东岸有相传为当年昭君出塞时所经过的昭君坞……此类名胜,或限于民间传说而缺乏文献记载,或其地远离古来内地通塞外直至单于庭一线的传统大道,姑不论。就主要者三处看,毋庸讳言,昭君出塞处自是其平生最感人至深之处,其平生最具影响的闪光点:其一,“塞”古来大凡是胡汉民族的分野,中原与蒙古高原的分野,旱地农业文化与草原部落文化的分野;其二,塞限内外,塞内一刬田园平畴,阡陌纵横,晨鸡炊烟,塞外则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昭君出塞,就意味着她背负起胡汉民族和好重任的同时,从此个人必须克忍所有难以想象的“改往变常”了-此中其人生轨迹之巨变,其勇气和精神之可歌可泣,当是怎么高的估价都不为过的。然而,昭君的故里,有世代相传,犹有悠久文献记载的昭君村,更有四方所会趋奉祀的昭君祠;昭君的终寝地,不仅世代相传、悠久文献记载,且早已被辟为规模恢宏的天下游人云集地瞻仰凭吊的著名青冢公园;昭君出塞的蹄窟岭与红沙岩口,或限于世代相传而缺乏文献特别是早期文献记载,却迄今如坠十里雾中,默默无闻,知者寥寥。其实,这应属历史的疏忽。

蹄窟岭,一称马蹄梁,相传当年昭君出塞时,至此瞻前顾后,倍加恋念中原乡土亲情,以其坐骑踟蹰徘徊,久伫成窟故名。

此岭属阴山山脉南支五路山余脉,位于山西左云县西北境陈家窑乡, 西与右玉县欧家村乡连麓。主峰在左云西北20公里,当陈家窑南畔,海拔1963米;地理坐标当东经112°37′,北纬40°91′。旧志记载纷纭:顺治《云中郡志》卷一说当左(云川)卫西北三十五里;雍正《朔平府志》卷三说当左云县(雍正三年改卫为县)西北十里、右玉县(今右玉西北右卫镇)东五十里;晚近高鼎臣《左云乡土志·山川考》说当左云西北三十里。其实,五路山系左云县境的马蹄梁 (蹄窟岭)、乔家山、浮石山、台子梁、和尚峁和右玉县境的盘石岭等六山连麓的总称,山体呈北东—南西走向,南北长17公里,东西宽11公里。旧志就蹄窟岭的方位当左云西北、右玉(旧城)东无岐议,其里程参差不一,当出于以五路山不同地段着眼所致。

这里还有一处颇值得注意的山口-蹄窟岭略东北的红沙岩口。一方世代相传, 当年昭君出塞,即西出红沙岩口的。偌大五路山, 自古唯有五条路可以通过,山名即盖出诸此。五路由南而北,依次为大盘、二盘、三盘、古道口、红沙岩口。其中红沙岩口一路为历代辄事拓修的官道-驿路。确切说来,红沙岩口既是五路山主峰,又是一大山口,犹为一古来大道极冲。五路山东麓三屯乡西北境的前铺村,由古来“前窑子”和“铺上”两村合成,村名则各取首字故名。“铺上”村为明、清时期驿站,村畔犹有相关的“古道坡”、“古道山”等自古沿袭下来的古地名。由前铺村西登山,循山谷西北而上,但见古道依稀可辨,石砌路基时断时续,铺路石为就地取材的火山岩石,或大或小,不饰雕琢;路面或宽或窄,或一米或二米,坡度20°,渐趋抬升;或遇陡险处,俨然岩壁栈道。一路攀登,直线距离约2.5公里,实际距离则不下4公里,直至绝顶-红沙岩口。

红沙岩口位于左云县西北隅三屯乡与陈家窑乡交界处,当东经112°41′,北纬40°10′。山体为一典型的火山遗址,山巓一色褐红色蜂窝状火山岩。中间为一人工开凿的巨大陉口,陉口将山巓劈为两半。陉口纵深70米,底宽10米, 顶宽60米,垂直20米。这是我国古代多少代朝野开辟的胡汉民族融合交流的一大通道,其工程之规模,其形势之恢宏,即今日看来,亦不能不为我们前辈战天斗地的毅力和精神所动容。红沙岩口作为一方分水岭,群泉瀵涌,南侧有饮马泉,北侧有海子洼,泉涧顺山势循山谷而下,成为一路不可或缺的水源,可知自古行旅人畜食饮无虞。

当年昭君出塞的路线,史无明文,惟其发轫长安,北去至于单于庭,固无问题。当时单于庭在什么地方? 蒙古史专家林干先生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关于匈奴单于庭及诸王驻牧地的大概分布“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对着)上谷 (今河北怀来一带)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今河北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的记载,结合晚近在色楞格河上源、乌兰巴托北诺颜山一带出土的匈奴贵族(或单于)墓群考古物证,指出“鄂尔浑河上游地区(乌兰巴托西北)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来建庭之所在”[15]。惟其如此,当年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北上出塞,可选择的不外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依照形成的先后历史顺序,由东及西依次为:(一)东路,由中原循太行山东麓即大凡今京广线参差北上,至井陉口折西北至勾注(今雁门关)直至西口(杀虎口)出塞-这是先秦时代我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时期形成的通塞北的传统大道,战国赵人以其英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西北发展之未竟事业理想化,托之于古来善好旅行的周穆王所撰《穆天子传》,其所记穆王的大西北之行,即走的此道[16]。(二)中路,由关中(咸阳、长安)东来,经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与陕西大茘朝邑镇间)东渡黄河,循涑水河、汾河、桑干河等三河谷道北上,经勾注、杀虎口出塞-这是秦汉以来我国政治中心西移关中后形成的通塞北走得最多的一条大道,诸如汉景帝元年(前156)“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今河北蔚县西南)下与匈奴和亲”[17];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汉)遣使者送至蒱反(即蒲坂,今山西永济西)”[6],由蒱坂北上出塞;前此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病逝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返葬时“从井陉抵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18]一段,都走的此路。(三)西路,由咸阳(今陕西咸阳西北)、长安循泾水河谷西北行,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取秦直道北上,经当今陕、甘交界的子午岭至五原北去-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麾十八万骑,“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至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临北河(黄河北支乌加河)”[19],即走的此路。

比较上述三路,昭君既由长安赴单于庭,若取东路,显然屈曲悬远,战国后叶至秦汉以来既已先后辟中、西两路,再取东路已无必要,属不可取,亦即不可能。再比较中西两路,则西路距离、行程近于中路,却横亘有广袤的毛乌素沙漠,人畜行旅维艰,还必须得乘舟北渡黄河天堑,“无风三尺浪”,冒有风险。中路则行程稍远于西路,惟由蒲津东渡黄河,早在战国后叶已构筑有桥梁,史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20],即此。后来蒲津桥与其东面的大阳桥(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大阳津东黄河上)、河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上)成为国家法定的-直隶水部而保障官用的黄河三桥[21]。从上述比较和例举看,平时汉匈间官方往还,几无不取中路。昭君之行,远非民间个人行为,而特别是匈奴单于偕其敬重莫比的准阏氏昭君之行,更有汉使礼送自不待言,由蒲津东渡黄河,则是具有万无一失的安全保障的;东渡蒲津后,直至单于庭一线,不独无沙漠之虞,更可循涑水河、汾河、桑干河三河谷道之便,直至蒙古草原纵深腹地,盖畅通无碍。这就是说,当年呼韩邪偕昭君取中路,那么最安全其实也最便捷的,就是西出红沙岩口,经蹄窟岭,循欧家村河—沧头河河谷至杀虎口出塞了-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乃至几乎舍此莫属的。

一言以蔽之,蹄窟岭不独是相传为昭君出塞处,其实蹄窟岭和红沙岩口是当年昭君出塞地道所经的极可珍贵的两处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

本文之撰,承蒙山西艺术职业学院蒋振中老师慷慨提供资料,赐以教言,启示良深。左云学者刘志尧、刘溢海先生深入实地,助以踏勘测绘,多所裨益;其百里跋涉,行程艰辛,更教人铭感。藉此本文发表,一并衷心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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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7卷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