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1950- ），河北武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

摘要：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方向正对，路径捷便。在特定的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既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大致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得到准确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交往的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空间位置居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的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地方，可以说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其交通史的作用，在后世依然长期发挥，因而形成有久远影响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汉代；直；单于庭；军事；经济；丝绸之路史

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正”。方向正对，则路径捷便。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即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正相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有利于经济交往的积极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位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的空间位置具有坐标性的地位。其交通史的作用，后世依然显著。 

01“直单于庭”方位

《史》《汉》等史籍有言及“直”“单于庭”的记述。所指示的方位涉及地理意识、民族格局、军事战略和文化形势。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分述冒顿时代匈奴各部力量分布：“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所谓“直上谷”，司马贞《索隐》引姚氏云：“古字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张守节《正义》：“上谷郡，今妫州也。言匈奴东方南出，直当妫州也。”所谓“直上郡”，张守节《正义》：“上郡故城在泾州上县东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当绥州也。”关于“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司马贞《索隐》：“案：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产云‘单于无城郭，不知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张守节《正义》：“代郡城，北狄代国，秦汉代县城也，在蔚州羌胡县北百五十里。云中故城，赵云中城，秦云中郡，在胜州榆林县东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当代、云中也。”[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单于庭直代、云中。”《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钟、代、石、北，迫近胡寇，……”[2]

在匈奴史进程中，“单于庭”的方位在不同历史阶段是有变化的。由起初“直代”，即著名的所谓“平城之围”[3]，“白登七日”[4]，以至“马邑之谋”[5]发生时期的军事地理形势背景，到后来向“西北”方向有所移动，出现“单于庭直……云中”的形势。随着军事局势转换，情形又有所变化，《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6]大致在这时，匈奴总体向“西北”方向移动，其左翼“直云中”，右翼“直酒泉、燉煌郡”，其“单于庭”大致正对今内蒙古包头方向。《后汉书》卷一九《耿夔传》：“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7]所谓“直奔北单于廷”，则“直”“北单于廷”之方位已在“居延塞”正北。应当说，在汉武帝时代至昭宣时代，即汉与匈奴关系史最关键的历史阶段，汉王朝“直”“单于庭”方位大致对应朔方地方。这与秦始皇时代北河经营部署蒙恬军主力的战略方向大体一致。秦代与汉武帝时代“北边”经营的重心正在这里。[8]  

汉初，匈奴内侵的主要方向在“钟、代、石、北”一带，这与“单于之庭直代”直接相关。《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9]《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10]这一情形，可能与秦始皇时代在九原方向积极的军事态势有关。[11]也与代地等区域复杂的政治文化形势有关。[12]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七《汉书·霍去病传》讨论“‘去病始为出定襄’至‘令青出定襄’”的记述，有这样的分析：“代郡、云中皆直单于庭，大将军出定襄反遇单于者，时单于度幕远徙，非故所居地。《李广传》云：大将军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与始时捕虏所传者不同。是役若二将合兵，票骑率力战深入之士穷追，则单于败散之余，几可获矣。”[13]注意到“时单于度幕远徙，非故所居地”情形，则“直单于庭”方位，有所变化。又《义门读书记》卷二〇《汉书·匈奴传》关于“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的记述，写道：“复遣大军直单于庭北出。”[14]也以为“定襄”“直单于庭”。何焯的这一判断，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有关《匈奴传上》的论说所采信。[15] 

西汉中后期，“直匈奴庭”的朔方地区，依恃秦直道优越的交通条件，进行了严密的军事防备，这里也成为事实上“北边”的中点。[16]汉与匈奴等民族的外交来往与经济联系，也主要通过这一路径实现。[17]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八《袁盎晁错传》题下关于“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有所分析：

此谓北边东起幽燕，西至陇右、河西也。

以汉郡言之，上谷、代郡、渔阳、右北平之塞，当匈奴左地。左贤王所部。极于辽西。明之边鎭则大宁及辽、蓟二镇，今之土默特、科尔沁等部落。

云中、雁门、定襄、五原之塞，为匈奴中地。直单于庭。明之宣府、大同、山西边，今归化城、吴喇忒部落。

上郡、陇西、北地之塞，当匈奴右地。右贤王所部。[18]极于酒泉、敦煌，延联西域。明之榆林、宁夏、固原、甘肃，今之鄂尔多斯、青海，而嘉峪关及酒泉塞、哈密国，为车师地。

延袤万余里备多而力分，其边患汉与明略相似。晁错时河西四郡尙未开斥，故言边塞岀于陇西。[19] 

此说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有关《晁错传》的讨论所认可。[20]需要注意的是，沈钦韩以“今之土默特、科尔沁等部落”“当匈奴左地”以为“左贤王所部”，其实，今土默特左旗在西汉云中郡中部，土默特右旗在云中郡西部边缘靠近五原郡地方，显然应当“为匈奴中地”，可以判定“直单于庭”无疑。

02“直”的语义  

《说文·∟部》：“直，正见也。从十目∟。”段玉裁注：“《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谓以十目视∟，∟者无所逃也。”《说文·是部》：“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直部》曰：正见也。十目烛隐则曰直，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21]《说文》以直视、直射的光学原理解释“直”，体现出汉代知识人值得赞赏的文化智慧。《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了王朝使者向匈奴提出领土要求的著名故事：“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遣子右股奴王乌鞮牙斯入侍。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阏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指也，然藩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藩、容归汉。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駼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还，迁为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于曰：‘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所谓“上直欲从单于求之”，颜师古注：“直犹正耳。”[22]而两次出现的“直张掖郡”的说法，“直”也是正对的意思。《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骒，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23]《汉书》卷五五《李陵传》记载：“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24]《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25]这里使用的“直”字，也取同样的语义。关于论边疆民族之战略形势时使用“直”字的其他例证，又有《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裴骃《集解》：“如淳曰；‘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也。’”司马贞《索隐》：“案：谓南越之地与长沙地相接。值者，因长沙王子以定长沙以北也。”[26]当然，“越直长沙”与“单于之庭直代、云中”跨度甚大有所不同，分析其原因，应当考虑草原地貌及匈奴游徙频繁，机动性极强等特点。

03秦始皇直道之“直”的意义及其“直北”延伸  

关于秦始皇直道所谓“直道”之名义，司马迁的记述是明朗的。《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2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28]关于《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说到的“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29]有人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直通之”，理解为“直南直北”。[30]又《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言赵武灵王的战略设想：“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31]所谓“直南”路径，正是后来直道的方向。《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32]所说大致也是南北“相直”。《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述了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涉及历史人类学的思考主题：“（元始五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颜师古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33]颜师古的考虑，将直道与子午道联系起来，所谓“计南北直相当”者，指出了秦始皇直道之“直”的意义。与秦始皇直道向南延伸与子午道共同构成的交通体系之格局相对应，循秦直道走向继续向北方的延伸，即可以称作“直北”的形势，正是理解“直”“单于庭”的交通条件应当注意的。秦始皇直道的“直北”延伸，直指匈奴腹地。“直北”，是汉史文献已经出现的语文形式。如《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34]《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倭》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35] 

04汉“直”“单于庭”方向交通的军事意义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西北斥逐匈奴”[3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所谓“北逐戎狄”[37]，贾谊《过秦论》所谓“（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38]，或言“逐”，或言“却”，均突出强调了主动进取的战略趋势。相关历史记忆中所谓“北”“南”，可以与“直”的方位概念联系起来理解。 

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战争，往往多路出军。如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始，至征和三年（前90）贰师将军李广利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出西河，重合侯莽通（马通）出酒泉击匈奴止，仅汉武帝时代，汉军数十次由北边各郡出击匈奴，其中分多路同时出击的战役凡十一次。[39]然而主攻方向仍然是面对匈奴主力所在，即“单于庭”方向。如《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40]汉武帝本人为北击匈奴显示的行为表率作用，如“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41]，“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42]，都是亲自统帅重兵对“直”“单于庭”方向炫耀实力，以形成威慑效应。这与汉高祖亲自率军与匈奴对阵于平城，以及汉文帝在太原、代的方向欲亲自率军决战匈奴的情形[43]，在战略方向上，同样面对匈奴主力，然而其空间方位，则明显不同。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赞颂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功勋：“浮西河，绝大幕，破置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44]其中“袭王庭”，即指出对匈奴重心地方的军事攻击取得成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45]所谓“足历王庭”之说也值得重视。 

前引《后汉书》卷一九《耿夔传》：“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46]长驱北上，“直奔北单于廷”，“去塞五千余里”，则“北单于廷”在“出居延塞”方向。 

05汉“直”“单于庭”方向交通的经济意义

汉王朝组织往长城文化带移民。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所言“塞下”，据晁错所言，“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47]此“塞下”先言“燕代”，亦及“上郡、北地、陇西”。至于汉武帝时代，则大规模组织安置的“北边”移民，主要落户于“直”“单于庭”方向。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48]元狩三年（前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49]或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50]在这样的形势下，“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因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徙塞下”的移民经历长途交通形式来到这里，随后又长期维护着这一方向的交通条件。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51]可知这一时期呼韩邪单于部众活动于“云中、五原郡”以北地方。此次“转谷”运输，推想应当通过直道。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颜师古注：“诺水即今突厥地诺真水也。”[52]对于“诺水”和“诺真水”，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解释都是“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之艾不盖河”。[53]“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此后，“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入朝”的起点和王昭君北上的终点，都已经在单于庭。但是来往道路的走向应当与此前并无大的变化。 

前引《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二年”胡三省注，以为“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之所谓“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林幹以此作为分析王昭君出塞路径的参考。林幹认为，王昭君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首先从长安出发，过左冯翊（长安东北），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东胜市）、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至五原（今包头市），出五原向西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了汉地，进入匈奴辖区。最终直达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54]所论“至五原”“出五原”的路径是比较确定的。所谓“出五原向西”，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推测成分。 

06汉帝国“直”“单于庭”方向交通格局与丝绸之路史   

汉帝国“直”“单于庭”方向交通格局体现的效能，与丝绸之路史有关。

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贸易汉初即已出现。《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55]这是《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汉与匈奴“通关市”的记录。然而，我们通过“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句式中所谓“复与”与所谓“故约”，可以知道此前“与匈奴和亲”，“遣公主”的时期，“通关市”早已实现。此后，又有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记录：“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56]自汉武帝时代起，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前引《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句后，又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5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的记载是：“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58]《史记》“厚遇，通关市”，《汉书》作“厚遇关市”。汉与匈奴进入战争状态期间，“关市”依然发挥着经济联系的作用。《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对于“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伤之。”而《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同样内容颜师古注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以关市中其意。”《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可见当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力。[59]   

正如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6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奴隶制”以来的历史时也曾经指出，历史“逐渐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61]“关市”可能分布于“北边”沿线各郡即当时所谓“北边郡”。[62]而“直道”所对应的“北边”最重要的关塞，因借助“直道”交通便利，又正当匈奴单于庭，可能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共同密集发生的方位。《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均作“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记述重心有略微差异。关于“当路塞”，司马贞《索隐》：“苏林云：‘直当道之塞。’”[63]《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颜师古注：“塞之当行道处者。”[64]所谓“路”，所谓“行道”，就道路规格和通行效率言之，“直道”显然是“直北”通道中条件最优越者。 

汉王朝以“赐”的形式向匈奴输送的物资中送，丝绸织品、“絮”以及成衣等堪称大宗。以具有计量统计意义的史籍记载为例，可见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前51），“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宣帝黄龙元年（前50），“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汉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礼赐”逐次增益，所“加”往往“倍于”前。[65]自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50年间，多次赐匈奴“锦帛”及“絮”，数量逐次增加。仅简单累计，至于“锦绣缯帛”8万匹，“絮”8万斤。[66]这较汉初所谓“输遗匈奴甚厚”的情形[67]，已经超越了很多倍。[68]《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69]透露的数据可以参考。如此惊人的数额，是否仅仅用以满足解决匈奴“民众困乏”[70]的需要？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实际消费需要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是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的。匈奴方面对于“汉所输匈奴缯絮”要求质量水准“必善美”的强势态度[71]，也值得注意。

匈奴人善于商业经营。[72]汉王朝输送至匈奴的丝绸及丝绸制品数量颇多，不能排除匈奴人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的中原织品继续转输其他部族以谋取贸易收入的可能。而汉地织品北运，应当充分利用了“直”“单于庭”交通的便利条件。因“直道”通行路径的优越以及草原交通的便利，很可能可以实现更高的商运效率。[73]这一情形，值得丝绸之路史研究者注意。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

[1]《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10月版，第2890页至第2891页。

[2]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656页，第3751页。

[3]《史记》卷二七《天官书》，《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4]《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5]《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

[6]《史记》，第2914页。

[7]《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718页。

[8]与“西边”、“南边”对应，所谓“北边”，是汉代习用军事地理与民族地理概念。《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第2989页。

[9]《汉书》，第70页。

[10]《汉书》，第3754页。

[11]《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第757页。《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第2565页。王子今：《秦汉“北边”交通格局与九原的地位》，《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

[12]《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第2895页。

[13]〔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第289页。

[14]〔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第339页。

[15]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中华书局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1983年9月影印版，第1572页。

[16]王子今：《西汉上郡武库与秦始皇直道交通》，《秦汉研究》第1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17]王子今：《上郡“龟兹”考论——以直道史研究为视角》，《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3期；《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汉匈关系》，《文史知识》2017年12期。

[18]原误作“左贤王所部”，据《汉书补注》引文改正。

[19]〔清〕沈钦韩等撰：《汉书疏证》（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2006年4月影印版，第795页。

[20]王先谦撰：《汉书补注》，第1074页。

[2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臧版1981年10月影印版，第634页，第69页。

[22]《汉书》，第3810页。

[23]《史记》，第2935页。

[24]《汉书》，第2452页。

[25] 1《后汉书》，第721页。

[26]《史记》，第2828页。

[27]《史记》，第758页。

[28]《史记》，第256页。

[29]《史记》，第2886页。

[30]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山川·庆阳府合水县》“子午山”条：“直南直北，随地异名。南有子午峪，北有子午岭。”〔清〕王功成续纂，韩奕续修：康熙《陕西通志》，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31]《史记》，第1812页。

[32]《汉书》，第2973页。

[33]《汉书》，第4076页。

[34]《史记》，第1383页。又《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颜师古注引张揖的说法可以参考：“雷室，雷渊也。洞，通也。鬼谷在昆仑北直北辰下，众鬼之所聚也。堀礨崴魁，不平也。”第2596页。

[35]《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865页。

[36]《史记》，第253页。

[37]《史记》，第2565页。

[3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0页。

[39]《汉书》卷六《武帝纪》。

[40]《史记》，第1421页。

[41]《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38页。

[4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9页。

[43]王子今：《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晋阳学刊》2005年4期。

[44]《汉书》，第3813页。参看王子今：《“勒功燕然”的文化史回顾》，《光明日报》2017年9月18日14版。

[45]《汉书》，第2729页。

[46]《后汉书》，第718页。

[47]《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87页，第2285页。

[48]《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0页。

[49]《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第1425页，第1438页；《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62页。

[50]《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9页；《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第3769页。

[51]《汉书》，第3800页。

[52]《汉书》，第3801页。

[53]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238页。

[54]林幹、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6页至第38页。参看王子今：《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55]《史记》，第2904页。

[56]《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第2904页。

[57]《史记》，第2904页至第2905页。

[58]《汉书》，第3765页。

[59]王子今：《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贸易》，《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3期。

[60]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卷第17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卷第148页。

[62]《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第803页。《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元延元年（前12）秋七月诏：“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第326页。“北边郡”与“内郡国”对应。

[63]《史记》，第3109页，第1027页，第2905页至第2906页。

[64]《汉书》，第3765页至第3766页。

[65]《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798页至第3799页，第3803页，第3808页，第3817页。

[66]比较汉文帝时所谓“遗单于甚厚”，仅不过“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数量颇为悬殊。《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7页。

[67]《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第425页。

[68]这一政策王莽时代依然沿承。《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第3823页。所谓“多赍珍宝”，应包括下文所言“杂缯千匹”一类丝绸织品。又如：“天凤二年五月，莽复遣歙与五威将王咸率伏黯、丁业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至塞下，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第3828页。“金币”即“金帛”。

[69]《后汉书》，第1521页。

[70]《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0页

[71]《史记》卷一一二《匈奴列传》：“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第2901页。

[7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生产和交往的分离”与“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时，曾经涉及“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的“产生”。他们指出，“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卷第187页匈奴史研究者曾经指出匈奴在商业交换活动中的活跃，“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此说匈奴“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在另一处则说，“匈奴还可能和西域各族发生交换”。林幹：《匈奴通史》，第3页，第146页至第147页。有学者以为，“匈奴贵族”“做着丝绸贸易”，“匈奴人”“进行丝绸贸易”，或说“丝绢贸易”。亦有关于“当时匈奴贵族向西方贩运的丝绸的道路”的分析。苏北海：《汉、唐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丝路》，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28页。匈奴具有富于极高机动性的交通能力，因军事强势控制了广大草原地方，而草原提供了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匈奴曾经奴役西域的历史亦告知我们，他们也拥有激发其他草原民族“比较发达的需求”的实力。参看王子今：《论匈奴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年4期；《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贸易》，《社会科学》2013年2期。

[73]王子今：《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历史教学》2016年4期。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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