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3)10－0024－05

昭君出塞，从自身来说，使她摆脱了冷寂的后宫，追求到了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从民族来说，加强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匈奴民族的友好关系，推进了民族间的融汇与和解；从国家层面来说，消弭了劳民伤财的战争，换来了和平发展的局面；从历史影响来说，使昭君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转变为名垂青史、人人颂扬的和平使者。这样说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昭君出塞都是值得赞扬、值得称颂的。但是，在历史上，历代文人传扬昭君、歌咏昭君时，却大多对昭君充满了同情、哀怜和悲悯，认为昭君出塞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昭君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这种认识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在农耕社会里，社会精英或有话语权的文化人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前景和进程多持负面认知和评价，使王昭君的故事日益成为极具悲剧色彩的故事并得以流传千古”[1]。由于受文化传统与历史认识的局限，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中农耕文明优越论与中原王朝中心论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往往对北方游牧民族怀有极大的偏见和强烈的歧视情绪。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文人的观念里，游牧民族落后、野蛮，尚未进化到文明阶段。例如汉代名将韩安国认为：“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2]西汉的中郎将季布指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3]汉代的主父偃也有同样的论述：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2]在他们的观念里，与中原王朝的农耕民族相比，北方游牧民族是“蛮夷”，甚至是“禽兽”、“豺狼”，被排挤出了“人”的行列。

传统观念认为，游牧世界野蛮，农耕世界文明；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民族侵略，农耕民族防御。这样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偏见，偏离了客观的轨道，应该予以辩驳和廓清。对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先进与落后、进攻与防御”问题，作者曾经撰文予以探讨[4]，本文则对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文明与野蛮问题”加以辨析，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

文明，在《辞海》中被解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5]。传统观点往往以文明和野蛮对应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认为农耕世界文明，游牧世界野蛮。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御游牧民族的野蛮侵略，防止一切因游牧民族的野蛮侵略而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这样的观点完全是站在大汉族主义和农耕文明优越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游牧文明的误解与偏见。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各有特点，无高低之分。农耕文明是建立在农业耕作基础之上的，农耕生产方式要求农民一年四季都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产的时节性强，对社会稳定性要求高。农耕文明重经验、讲道德、求秩序，安土重迁，自给自足，具有保守、狭隘的地方性特点。但与游牧生产方式相比，农耕生产方式能够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可以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便于一部分社会成员从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专门的手工业、商业贸易、冶炼、建筑、社会管理和各种文化活动。农耕文明往往表现出集中性、稳定性和积累性的特点。游牧文明是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之上的，游牧生产活动是在生存资源相对贫瘠的草原上展开的，必须依靠牲畜的不断移动、转场，逐水草而迁徙，才能保证牲畜获得足够的食物，而牧人也要追随畜群的脚步，随四时而迁徙，以车马毡帐为家，以皮毛作衣裳，以奶、肉为食物，从牲畜身上获得自身的生存资源。游牧文化的特点在于它的移动性、分散性和简朴性。

人们在评价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时，往往从生产工具、城市建设、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上比较分析，并得出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世界文明，游牧世界野蛮的结论。实际上，缺少大型生产工具，缺少大城市建设，政治管理体制简单并不是因为游牧文明的落后，也不能据此说明游牧世界的野蛮，而是因为游牧生产方式自身的特点所造成的。

农耕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对自然的改造，如开垦土地、建设水利设施等，生产工具与生产效率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度。对生产工具的拥有，特别是对大型生产工具的拥有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农户的生产能力，也是导致农户之间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而游牧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在于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只要能追逐丰美的水草，就能保障牲畜的繁衍生长，生产工具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再加上游牧地区资源匮乏，游牧民族往往就地取材，利用经久耐用并易于取得的木、骨、角、毛、皮等做原材料，以最实用、最环保的方式获得生产生活工具。例如，用树皮、木头制成碗、碟、桶、杵等餐具和炊具，用动物的毛搓成绳子，擀成毡帐，用皮制成各种容器，用动物的骨头制成生产工具和狩猎工具等。当我们徜徉在游牧民族的博物馆里，看到那些生产或生活工具时，确实感慨游牧民族能够让身边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真正做到物尽其用。这些生产工具使用破损后，又会被遗弃在草原上，逐渐腐烂变质，回归大地，成为草原的肥料。所以，游牧民族能够留下的工具十分有限，给人以生产工具落后的感觉。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环境条件使他们更注重实用功利，这也反映在工具的制造上；而进入阶级社会后，农耕民族的统治者制造了大量精美的礼器和祭器，用于显示社会的等级秩序，显示统治阶级的权势、威严和尊贵。正如在西汉的盐铁会议上士人们所评论的那样：“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丝无文采裙袆曲襟之制，素成而务完。男无刻缕奇巧之事，宫室城郭之功。女无绮绣淫巧之贡，纤绮罗纨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仓廪。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6]游牧生产方式的生命力在于其移动性，只有迅速移动，才能追逐丰美的水草，逃避可能的天灾人祸。移动性使得游牧民族的生产工具简单实用、小巧玲珑、便于转移，这就要求他们把生产工具制造得尽可能精致简洁，能够随身携带。缺乏大型的生产工具，也是游牧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

值得重视的是，早期游牧民族在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关键性工具的制作上，并不比农耕民族落后。比如，游牧民族有先进的武器，以匈奴族为例，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短剑、铜刀、铜斧、铜矛、铜椎、铜镞等。鄂尔多斯式匈奴青铜短剑诞生在商代早期，它的出现与农耕民族制作青铜器的时代相近。匈奴人还发明了用于指挥军队的响箭，也就是“鸣镝”，《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射骑，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2]就是靠着这种响箭的指挥，冒顿单于射杀了其父头曼单于，自己成为匈奴部落的新领袖。吴于廑先生在《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中指出：“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在主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落与农耕世界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他研究认为，“源出游牧部落，后来进入西亚边缘的赫梯人，最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起初是青铜武器，后来是铁武器，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7]。

匈奴人制造的青铜器及金银制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准和艺术价值，被冠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之名。在阿鲁柴登匈奴墓发现的金质王冠，上部冠饰是一只展翅欲翔的雄鹰，脚下的半圆形球体上浮雕一周狼噬咬盘羊的图案。金冠融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制造精美，气势磅礴，代表了当时金属制造业的最高工艺水准。“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其用途大概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品及车马器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种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骆驼、羊、牛、刺猬、飞禽等，造型生动，野性十足，以野生动物间的撕咬、搏斗和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吞噬为主要特征，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工艺娴熟。与中原农耕地区青铜的巨大器物相比，游牧民族制造的青铜器小巧、简洁。这一方面是因为游牧民族勇敢剽悍，所使用的武器多数适用于近身肉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便于随身携带，方便移动。因此，不能只根据器形的大小来断定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青铜器制造水平的高低。

二

城市的建设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常常被人们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完全处于游牧生产方式的民族没有城市建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明程度低而造成的，而是因为游牧民族不定居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四处迁徙、自由流动的生活方式本身不需要大型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建设最初是农耕民族为了保卫土地与财富的需要而建造的，游牧民族不是通过对某一块土地的占领，而是在合适的季节使用合适的土地来进行牧业生产，不需要大规模筑城来保护某一块固定的土地。城市建设需要一部分人脱离生存性劳动，而专门从事手工业、贸易、社会管理和文化工作等；游牧民族多数成员都从事劳动生产，平等性强，社会分化程度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一些管理活动与宗教活动往往在毡帐中就可以进行，对城市建设的要求很低。城市的建设需要财富的积累与供应，游牧民族的财富往往不是通过积累而取得的，而是通过移动来获取的。移动性与财富积累之间是一对矛盾。如果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了守卫这些财富，必然会限制移动性，而没有移动性就没有游牧生产方式的存在。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只有征服农耕民族，获取了大量财富后，才建造大规模的城市，过定居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就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的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判定，大规模城市建设与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而与游牧民族文明的进步与落后无关。对此，王三义先生指出：“以是否有城市来衡量文明，判定游牧民族落后，未免欠妥。”[8]但也并不是说，早期游牧民族完全没有城市建设，《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就记载了匈奴的城池包括“龙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这些记载也被考古发现所证明。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地区调查发现和发掘的匈奴时代的城址遗址可确定的达到了20余处。匈奴的城市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城市，有其自身的特点。马利清先生认为，从考古发现看，“匈奴城的规模很小，功能性质不一。其中确有集农业、定居和手工业、家畜饲养等多种经济功能以及军事防御为一体的普通意义上的城邑，如伊沃而加、都列尼聚落遗址；也有诸如阿巴坎遗址那样的专门为安置和亲使者或投降匈奴的汉人上层贵族而兴建的、具有高大夯土台基的汉氏宫殿建筑的‘私城’；还有部分则可能是小型军事堡垒，担负着所谓‘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功能”[9]。这说明，对于游牧民族城市的建设情况，也不应该完全按照农耕民族的标准去衡量，而应该考虑游牧民族自身的特点。

三

传统认为，游牧民族在进入农耕地区之前，没有完善的国家组织形式，长期保留着落后的氏族制度，因此被判定为“野蛮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代，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恩格斯把国家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0]游牧生产方式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流动性，游牧民族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不是永久占有，而是在恰当的时节予以恰当地利用，“庐帐而居，逐水草畜牧”[11]，使他们不可能像农耕民族一样，定居于某一块固定的土地，这就使得国家不能按地区划分和管理居民。但并不能就此说明，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的血缘关系更加紧密，王三义先生指出：“就血缘关系而论，为什么不能认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关系更松弛呢?第一，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再说，只有连年耕种收获，才能保持稳定的食物。所以农耕民族不能轻易转移，血缘关系破坏相对不易。第二，游牧民族寄生于各类牲畜，牲畜找到草和水比农耕民族取得收获物容易得多。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人员流动和杂居的机会比农耕民族多得多。第三，根据遗传学上的‘近亲婚配有害论’，可以推断，游牧民族‘近亲婚’不普遍。游牧民族体格健壮，除了饮食原因，不得不归之于杂族通婚，这为优生后代提供了可能。”[8]

在中国，游牧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很快就建立了政权组织。何天明先生研究认为，战国秦朝时期的匈奴、东胡、月氏就已经建立了政权组织形式，“我认为应当将月氏、东胡以及头曼单于时期的匈奴政权都视为北方游牧民族最早的政权形态”[12]。以匈奴为例，它的政权一建立，就必然承担起了一定的公共职能。与农耕民族政权的公共职能主要是组织水利工程建设用以灌溉和防洪相比，游牧民族的政权公共职能主要体现在整体管理与组织对外交往等方面。例如，不同群体游牧区域的划分，大规模转场的组织与进行，与相邻民族贸易的组织与进行，军事力量的集结与战争的组织和进行等。通过政权组织与有效运转，游牧民族政权“对内建立了一套有效组织统御秩序，开创了使原本极易分散离析的生产单位(游牧家庭、氏族) 有效地整合、组构成一个稳定的、联系紧密的生产生活系统。这减少了由于内部抢夺、争斗而发生的摩擦和损失。对外，则增强了联系的一致性和时效性”[13]。阿其图先生进一步认为，匈奴政权成功采用“北方行国”的统御方式，“‘行国’以单于为中心，设左中右三部制。采用百户、千户十进位制领属官民，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牧兵合一、军政合一体制。这一套建制，在相对稳定地占有、使用分辖内的草场，以游牧方式躲避局部性自然灾害，以及有效抵御外族侵夺等各方面都是起到了‘公务司’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保障了游牧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12]。

从农耕民族的视角来看，游牧民族的一些文化风俗、社会习惯似乎是落后的、野蛮的，但它们适应了游牧民族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生活特点，因而从游牧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则是适宜的、先进的、文明的。我们不能按照农耕文明标准去衡量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就像不能用游牧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农耕文明的发展史一样。

游牧文明自成体系。历史上活动的游牧民族，虽然种类繁多，“但在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文化要素方面呈现出许多相似性或趋同性，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体系，和南方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世界，在中华大地上构成了农耕和游牧两大文化区域”[14]。“逐水草而迁徙”，是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共同特点，这样的生产方式自然培养出游牧民族善于奔袭、精于骑射、崇尚力量等特点。由于对自然的依赖，在宗教信仰上，游牧民族则普遍尊奉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为主要内容的萨满教。“概括起来，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从生产方式上说，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分工的产物，都在相当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但游牧生产方式，更具有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这就使草原民族形成适应自然、轻度利用自然、尊重自然，感恩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铸成勇于冒险、勇于进取、乐于竞争和团结互助的性格；其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突出的游动性，这就使草原民族视野开阔，思想开放，形成不断探求新知、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其畜牧业生产产品的单一性，决定了他们对交换的强烈需求，使草原民族在历史上为开展草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开通亚、欧洲际通道，参与和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为商业文化、进而为工业文化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5]

对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文明与野蛮”问题的辨析，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与互补性，有利于加深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开历史上昭君被塑造成悲剧形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周竞红.昭君想象与时代变迁-中国古代北方族际关系历史发展视角[C]//郝存柱.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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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绍东.关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两个问题辨析-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J].河北学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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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于廑.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J].云南社会科学，1983(1)．

[8]王三义.“游牧”的概念与文明史的抉择[J].学术研究，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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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何天明.对匈奴创建政权若干问题的探讨-匈奴政权始于冒顿单于说质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1)．

[13]阿其图.论析匈奴在中国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形成中的奠基性历史作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4)．

[14]蔡凤林.中国农牧文化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15]刘高，孙兆文，陶克涛.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0月第29卷第10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