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一名西汉的“良家子”，因肩负“胡汉和亲”的使命而笑离皇宫来到塞外，从此，她的形象穿过漫长的历史隧道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艺术舞台上的王昭君是悲剧人物，历史上真实的王昭君却是自愿和亲的“友好使者”。两千多年过去了，现代人心中的王昭君是什么形象？昭君缘何受到人们的广泛热爱和推崇？她的人格魅力究竟何在？从她留下足迹发展到今天的昭君精神和昭君文化，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内涵和底蕴，它反映了什么？又代表着什么呢？

　　“昭君出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

　　王昭君，名嫱（音qiáng），字昭君，出生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香溪河畔平民之家，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曾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焉支，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逐步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友好相处达半个世纪。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因此赢得了坚持爱国统一、民族平等、有独立人格的极好口碑，至今为各族人民所敬爱。

　　“以和为贵”的深远影响

　　昭君文化作为中国先进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最主要之点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昭君文化是“两个人”的文化、两个民族的文化、民族亲和力的文化、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它所提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这种“和睦相处，和谐共进”就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文明对话的成功范例，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人心向背的历史选择，是中华文化的先进内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借鉴，代表了和平发展、世界大同的前进方向。

　　据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统计，古往今来写过王昭君事迹的比较著名的作者有近500人，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700余首，描写王昭君的小说、民间故事有近40种，记载或评论王昭君事迹的历代著作有300多种，合计1000余种。怀念和歌颂她的名人，古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庾信、李商隐、蔡邕、王安石、欧阳修、耶律楚材等；近现代有：郭沫若、曹禺、田汉、翦伯赞、费孝通、老舍、臧克家等。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呼和浩特生产的“昭君黄酒”宴请中外客人，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当代昭君”；60年代，董必武副主席谒昭君墓，诗赞“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昭君故事不但中华大地家喻户晓，越南、朝鲜、日本也广为人知，近年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亦日益引起重视。

　　昭君精神的创新理解

　　王昭君被万民崇敬，两千年不衰，为什么？她所代表的形象、人格、追求、精神，包括“文学热”、“品牌潮”、“旅游风”，究竟说明了什么？

　　首先，发端于内蒙古和湖北、引起全国关注的昭君文化现象，反映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昭君精神的几大特点，既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又代表了历史的取舍，也代表了时代的走向。

　　其次，王昭君以符合时代潮流的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赢得了千万人的心，这就是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爱国心。其文化现象的本质，是人民对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认同，事业魅力的赞许，追求毅力的肯定，说她是独特的“昭君精神”也可。

　　昭君精神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五性，即：高尚性、坚定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先进性。

　　高尚性表现在：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家；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

　　坚定性表现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团结高于一切。胡汉和亲结束了汉朝、匈奴150年来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开创了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南匈奴与汉朝的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汉匈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创新性表现在：王昭君人格独立，卓尔不群。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志向高远，光彩照人。她是把出塞当做自己一生的重大转折和喜庆时刻来对待的。

　　人民性则表现在：王昭君打破封闭，走向开放，与民同乐，深受拥戴。各族人民对王昭君和亲带来的边境安宁是有口皆碑的。认为她像在千秋史册上留名的盖世英雄们一样，应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崇敬和瞻仰。

　　先进性更是有目共睹。纵观古人对她的评价，有的是很客观、公正、深刻的。如有人就说她的魅力、魄力、毅力，构成了众口一辞的人格力量：“不以色进，有班姬辞辇之贤；不以难委，有冯女当熊之勇；在后宫而赴绝域，偶殊类而辑边陲，有公主和戎、木兰从军之义。”

　　第三，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植根于多样化的民族沃土中。中华文化的先进性，既寓于传统的继承性，又寓于开放的兼容性；既表现为巨大的创新力，更表现为空前的凝聚力。

　　第四，透过历史的烟尘，穿过历史的隧道，我们看到了一种国情和人心的走向：“合则双利，分则两害”。从昭君文化到昭君精神，反映了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开放，反对封闭。昭君精神的核心就是开放开拓，爱国报国，博大包容，团结平等。

　　第五，昭君文化所代表的和平与发展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相互尊重与求同存异、平等对待与取长补短、和平共处与共同进步等，都以独具中华特色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而大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

　　我们今天呼唤昭君文化，就是要用和睦、和平化解纷争，消弭战争；用理解和对话代替冲突和仇恨。结束“血染黄沙”、“壮烈干戈”的悲剧，迎接“交欢玉帛”、“天下一家”的春天。这就是我们对昭君文化先进性的理解，也是我们对人类社会爱心永驻的祈祷！ 　　昭君品牌的现代价值

　　昭君文化是呼和浩特历史文化名城、沿边开放城市的标志性文化载体。昭君作为特殊的形象大使，已成为呼和浩特各族人民“以和为贵，以谐为荣”的历史见证和城市名片，是投资软环境良好的天然广告，也是呼和浩特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精神支撑。

　　第一，民族经济对民族文化的呼唤是一种成熟和进步。昭君品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值得国内重视和研究的新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经济的成长性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相得益彰，是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昭君文化内涵丰富，有口皆碑，是一笔不可替代的中华财富。

　　第三，以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是我们的跨世纪任务。昭君文化在经济领域的众多演绎、众多挖掘、众多创新，让人大开眼界。对经济全球化和文明多样化的冲击与机遇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对入世后的又合作又竞争，实现“双赢”、“多赢”应该满怀信心。

　　从呼和浩特市市委、市政府用内涵丰富、定位独特、高雅文明的现代民族节日“昭君文化节”取代“把人变成神”的“昭君庙会”，从把昭君故事由“舞台形象”变为“历史真实”，从“被迫出塞”还原为“自愿和亲”，被扭曲的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貌。有平等才有真正的团结，有互信互利才有“真诚到永远”的交流。昭君文化是两个民族的平等文化、团结文化、谁也离不开谁的互补文化。

　　现在，昭君文化作为诚信文化的见证，“美”文化、“和”文化的典范，引来了世界五大洲的目光。“像昭君一样看同胞、看天下”，“像看王昭君一样看草原、看历史、看呼和浩特”，已成了中外朋友的共识。

　　昭君文化与和谐国学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首次提出了“大国学”概念。他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和谐国学乃大国学的支柱之一，它包括家庭和睦，民族和解，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依然屹立于东方。中华民族能历六千年而不衰，56个民族而共同认可大中华并以此自豪，得益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的历久而弥坚。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昭君文化就是“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双利、分则两伤”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的缩影。

　　两千年前的汉代美女王昭君，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出塞，平等和亲，带来历史上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代表了民心的向背、时代的走向、历史的取舍，“昭君出塞”因此成为千古佳话。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王昭君在历史上又属于一个小人物，关于她的记载也不过几百字。但民心、民情、民意、民望，说明了她的美早超出了形象美，而涵盖了心灵美、和谐美、互信美、高尚美、追求美。昭君文化也不是一个美女文化、单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天下一家”的文化，“玉帛交欢”的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既反映了古老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大一统”的特殊亲和力，也道出了人类文明必须变：“文明冲突”为“文明对话”才会实现“双赢”的真谛。

　　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说明什么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研究昭君出塞文化现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源一体”的国情、国史、国学的过程。

　　我国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民族观是“和而不同”，绵延不绝。不像英国，只重血统。而文化合，价值观合，则民情合。文脉通，礼仪通，则人气通。两千年前，汉代对匈奴的吸引，就不是追求土地、人口、物质财富的控制，而是以“礼仪”等价值观使其“乡慕”。

　　据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马冀教授“不完全统计”，“历代正史、方志、地理、游记和文集、笔记、诗话等著作中涉及王昭君史料和评价的近一百种；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近一千首；戏曲约五十种；小说约二十种；已搜集的民间故事约十五种。”这些文化积淀都体现着当时人们对王昭君的认识和评价，有着鲜明的观点和倾向，是我们今天研究王昭君的基础，为我们提供着无数的启示。

　　据湖北大学蒋方教授考证，汉代已有《王昭君》的歌曲在流传。昭君故事在汉魏六朝时期通过四种途径传播：正史的记载、歌曲的传唱、小说的传讲和文人的题咏。她说，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音乐成为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仅石崇的配乐演唱的《明君词》，就演变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曲调的不同版本。

　　而20世纪最早著文肯定王昭君历史贡献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博士。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院院长武高明先生提供了1908年10月11日发表于《竞业旬报》的署名铁儿的胡适文章：《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最早提出重塑昭君形象的问题。1959年1月2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王昭君的塑造》一文，从当时上演的祁阳剧《昭君出塞》谈起，婉转而中肯地谈出了他的创新看法。

　　1961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的长篇论文，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犀利眼光和他个人特有的凌厉气势，提出了对昭君出塞的正确评价问题。作者站在纵览民族关系历史的高度，回顾和考察了西汉的和亲政策，得出“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结论。

　　特别是1963年10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谒昭君墓诗》问世之后，人们对昭君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呼唤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翘盼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昭君形象出现，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令人感动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昭君艺术正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周总理赞美“王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胡岩、龚学增教授在《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文中说：“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故事、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不过是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发生着的中国各民族之间通婚状况的缩影和典型。而这种通婚，则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频繁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反映，是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内在联系的体现”。胡岩先生强调：“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族一族，汉、满、蒙、回、藏皆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共识在辛亥革命后初步形成并深入人心是一件大事，近代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认识由此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他考证指出，正因为如此，当1911年12月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时，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蒙古疆域和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古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昭君出塞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在民族关系方面，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来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第二，在政治方面，打破了“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了我国北方地方政权接受中原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第三，在经济文化方面，汉匈关系的和平友好，关市畅通，两族劳动人民的“互市”和接触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第四，在匈奴方面，由于呼韩邪附汉，孤立了郅支，迫使他向西迁移，有利于汉朝对他的制服，从而结束了匈奴二十余年以来的分裂状态。第五，呼韩邪附汉，使得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达60余年。

　　而今，围绕昭君和昭君文化的研究，正发生着六个可喜的变化，即从单一钻研史籍，到关注野外考古；从单纯专家的“专业聚焦”，到跨学科、跨门类的“联合攻关”；从汉民族为主研究到各民族参与研究；着眼点从微观的“鱼翔浅底”，到宏观的“鹰击长空”；组织形式从民间为主到政府民间结合；地域从湖北、内蒙古南北互动，到北京为中心波及台湾的全民呼应。

　　可以说，昭君出塞热两千年经久不衰，是人类文明的需要，是文化进步的需要，更是推进和平的需要；她是一本历史学、文学、哲学、国学、社会学、价值学的有力支撑。

　　编后语：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的轨道发展，丰富的多彩文化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叫得山响的此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容萎缩。如果说“进步之树”伸向未来，那么“文明之树”必然扎根历史。昭君文化揭示“以和为贵”、“以邻为伴”，既反映了古老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大一统”的特殊亲和力，也道出了人类文明必须变“文明冲突”为“文明对话”，才会实现“双赢”、“多赢”的历史必然性。

　　昭君文化呈现了和谐国学的亮丽、美好和永恒。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从关注民族人物到关注民族团结人物，从崇拜“力”的征服到赞颂“和”的美妙；昭君文化也从诗人重视、名人重视到伟人重视，从“文学热”、“文化潮”到“旅游风”；从登上舞台、进入企业到融入经济、走向世界，成为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最有说服力的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