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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的几个意外

许宏

近来，一套两卷本、煌煌百万字的大书《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面世。在专攻或关心中国古代文明的读者眼中，这当然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但粗粗展读，就感觉有不少意外，这些意外又让人不吐不快。这里就不揣浅陋，谈谈阅读此书的初步感受。

毛锋编著《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意外之一：作者独著与所属课题

从目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整合古典文献与考古成果，囊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及于中国古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而这么一部字数达112万字的专著，居然是以作者一己之力完成的，没有任何团队成员或学生的协助，让人肃然起敬。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套可归为人文历史类书籍（该书封底的销售分类建议就是“人文/历史”）的作者，居然还不是我们历史考古圈内的文科出身的学者，而是工程测量和地球物理专业出身的毛锋教授。

据书中的“作者简介”，毛锋博士，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兼任清华大学企合委石油石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3S中心常务副主任和“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清华大学）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空间信息技术应用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GIS与VR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碳源碳汇空间格局的城乡空间规划方法研究”等。从所列成果看，毛锋教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资深学者。

这应该是作者的第一部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的专著。作者在“前言”中述及，“《中华古代文明之光》这本书，是作者有幸自2010年参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以来，十来年主持和参与相关科研课题的科研成果的提炼和总结”，“是基于近十年来对众多考古遗址的现场调研、考古资料收集整理、历史文献整理与梳理，选取了若干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的及代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典型事件及场景与人物，这是从中华文明宝库里选取的灿烂光辉中的一束光，以图用这一束光吸引千千万万的国内外历史文化与文明探索爱好者，积极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华文明成果发扬光大的事业中来。”看来，作者因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有此初心，发愿励志，勤奋撰著，才有了如此一部大书问世。

尤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开始预研究，2004年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正式启动，此后又依托“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已实施了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第四阶段的研究完成结项。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正式的研究报告或集成性专著问世。因此，毛锋教授这部书的出版是颇难能可贵的。科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对该书的推介也冠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成果的结晶之一”的醒目标题（2021年12月19日）。

关于毛锋教授在其中主持的子课题“GIS与VR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他在多年前接受采访时曾介绍到，该课题拟深入、系统地分析我国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以及考古研究的业务模型和数据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GIS技术和VR技术进行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框架，建立考古空间信息数据模型、数据标准以及数据采集规范，研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综合地理信息系统，通过该系统以共同的时空框架来整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同阶段所获取的古遗址相关考古与自然环境等信息及研究成果，并为研究不同时期古代聚落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特定区域中的古代人地关系提供有效的考古决策支持功能和考古知识发现技术，最终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撑平台。（周娜：《钻研空间信息技术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科学报》2012年6月15日）

作为曾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学者，我最初看到毛锋教授新著的信息时，最期待的是他在这部书中能披露甚至系统介绍关于上面这些研究成果。他自己在前言中也述及“把这些中华先民创造伟大中华文明的历程，给出当代描述和展示，是完成国家科研课题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是作者作为课题主持人和参与人的基本任务”。但遗憾的是，关于其主持的子课题“GIS与VR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的内容，在全书中竟然没有任何显现。

许宏《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意外之二：陌生而又知名的作序者

按说，这样一部受到国家级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支持、内容属人文历史范畴又大量引用考古成果的书，由考古学出身的探源工程专家组领导来写序是符合常理的。但为这部大书作序的两位人士的大名，坦率地说本人都没有听说过，不禁汗颜。

第一位是乌可力先生，大概是由于太有名了，故书中没有任何的身份介绍。网络搜索才知道是名人之后，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次子、中国杰出的蒙古族科学家，火箭卫星技术专家。乌可力先生曾任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执行副总裁，1993年荣获航天部授予的“航天大奖”。第二位是莫宣学先生，书中注明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网络搜索知其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岩石学，特别是岩浆—构造—成矿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两位先生一位专攻“上天”的火箭卫星技术，一位专攻“入地”的岩石矿产，他们对作者所做文化工作当然都褒奖有加，对这部书重要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肯定和热烈的褒奖。其中莫宣学先生就提及，“毛锋教授作为‘GIS和VR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课题负责人，基于其参与的‘十一五’和‘十二五’‘中华文明起源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的科研成果，完成了《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的编著，是一项对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有益的工作”，该书“以自然科学于人文科学交叉验证的思路，依据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证据和文献资料……说明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真实不虚。……很显然，这些论证对当代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之来源，明白我们的文明产生发展之源泉，认知我们中华先祖之智慧，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而且，按照文字、城市、冶金、祭祀与建筑等国际公认的文明要素，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和认知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要之，这“是一本以地球科学与考古学、历史学交叉研究，探索展现中华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成就的著作”。

这些重要的现实意义都是应大力肯定的，惟莫宣学先生所提“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验证的思路”进行的“地球科学与考古学、历史学交叉研究”，是我们在书中找不到的。由于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可以克服考古学科局限性，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的内容在书中付诸阙如，而作者“编著”的内容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对于这部书，我们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意外之三：全书架构的逻辑性

《中华古代文明之光》全书共分为五大篇，篇名分别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光芒闪耀的中国史前文化”、“中华文明的光辉”、“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吸纳融合”。

去除带有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和“中国古代”这一书名中就出现了的限定词，可知前三篇的关键词就是文明、城市文明和史前文化。从时序上看，史前文化应列于文明前，但却被放到了第三篇，所以本书的编撰方式属于倒叙。而第一篇的“文明”和第二篇的“城市文明”并列，则不知缘由了。按说，城市文明属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缘何单独列出，前言和正文文首都没有做确切的交代说明，也没有对文化和文明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对文明的要素和构成等做的总体分析，没有对全书框架布局的内在逻辑构成的解说。

五篇中只有第二篇的开篇有引言性质的文字，言及“本篇将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科技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成就和做出贡献的人物。”从文字上看，很令人怀疑此引言是否放错了地方，本篇讲的是城市文明，而这些远远超出了城市文明的范畴，颇有张冠李戴之嫌。它该是放到全书的最前面吧，但为何成书时又放到了第二篇的篇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再看第一篇“文明”的具体内容，下列三章分别是文字的起源与演变、青铜文明和祭祀文明。就三者而言，文字和青铜（器）往往被作为文明要素加以引证，而祭祀（理念与行为）则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文字和祭祀与精神文明相关，青铜则更近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而如前所述，第二篇又将城市文明与这三者并列，我们很难梳理出其中内在的逻辑。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三篇为“光芒闪耀的中国史前文化”，下列三章，分别是“人类起源与中国古代地质环境”、“星光闪耀的中国旧石器文化”、“光芒四射的中国新石器文化”。题目很光鲜，形容词则反复出现。第四篇“中华文明的光辉”，从题目上看不出内容的限定，原来这些光辉分别是“先贤的思想光辉”、“科学技术的光辉”、“文学的光辉”和“艺术的光辉”。读到这里才知道该篇主要是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五篇是外向吸纳与传播，但先述传播后述吸纳融合，似乎也不同于一般的叙事脉络。

问题最大的是第二篇“城市文明”的第一章，题目为“古代文明认知与古代早期城市”。将精神层面的认知与物化的城市放到了一起，我们看看作者在该章文首是如何阐述的：“城市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主要时空载体……”在这段谈城市的文字后，作者接着说：“实际上，人类对宇宙万物物质、时间、空间的认知，就是物质文明最基本的特性，也是物质文明的认知根源。”作者没有解答城市文明与认知的关系问题，同时认为认知“是物质文明最基本的特性”。这一表述颇令人费解，无论如何，认知就这样被归在了作为物质文明的城市篇的章节中。

接下来，作者用了三小节来叙述“对东方和西方物质概念认知的演进”、“对东方和西方时间、空间认知的演进”和“现代科学对物质、时间、空间的认知”，这三节与该篇城市的主旨完全无关。由书中注释可知，这三节又是完全抄录自作者的《空间信息技术考古学应用方法》一书（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作者在前言中谈及编著本书的初心，第一点就是“把十年来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项目的子课题成果，展现出来汇报给国家和社会”，但如前文所述，作者所主持的“GIS与VR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成果在全书中没有任何显现，而这三节应该是唯一与空间信息有关联之处，但属背景介绍，与考古学无关，与城市无关。那么，把古代文明认知的内容强塞进本书的城市板块中，仅仅是为了引注自己的相关著作？

再下的第四节是“古代文明的标志和标准”，此节的内涵大于作为文明标志和本篇主旨的“城市文明”。论及古代文明标志，作者认为是以文字、青铜器、城市、祭祀礼仪中心“四项文明要素”为主的，“本篇后面的章节主要介绍城市文明，而祭祀礼仪中心、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文字等古代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物质文明则放在第三篇进行介绍。”前已述及本书第三篇是倒叙的“史前文化”，并非上面的各项内容，那么，这难道是作者最初的考虑，但在编辑和最后成书的过程中都没有加以修正，而保留至此？

也许是虑及放在第二篇第一章中前四节的“古代文明认知”与该篇的主旨城市实在毫无关系，所以作者在这章的最后一节开始谈城市——地球上最早的城市，而从下一章才开始切题，叙述中国古代城市。

意外之四：正文、用图与资料引用

一 关于正文和图注问题

正文和图注中，问题多多。这里，我们仅摘录若干。

将彩陶纹饰当成刻画符号

在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陶器的介绍中，彩陶成了“刻画”，内绘成了“外刻”，陶盆成了“陶壶”（图1-7）。而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同样的刻画符号围绕陶器外围均匀分布一周，是明显的以刻画符号代表某种独特标识，同时能起到美观的作用，类似于现代陶瓷上刻的唐诗宋词”（15页），这显然是把彩陶纹饰当成刻画符号了。关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图注，则有“刻符”、“刻纹”、“刻图”、“符号”、“网纹”等诸多提法（图1-13）。

漏录5000-4000年前的原始文字

编著者在介绍了半坡、姜寨、双墩、大汶口等遗址发现的刻符后，指出“距今5000～4000年的从符号到文字的考古证据尚很缺乏，所以目前尚没有研究考证将从符号到甲骨文的证据链条串起来。”“目前，考古发掘证明的最早汉字是甲骨文，从符号或图画文字到甲骨文的证据尚未有考古发现”（17页）。但在后面的城市文明部分，又提及“在良渚文化区内的平湖市发现的中国最早原始文字“良渚文字”距今约5000年，比甲骨文早了1000多年”（165页）；而“‘陶寺文字’比殷墟甲骨文早七八百年，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168页）。这就顾此失彼了。此外，龙山时代其他关于早期文字的考古材料如山东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和江苏龙虬庄等地出土陶文则完全未提。

遗址、建筑和器物的张冠李戴现象

组图“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遗物举例”（图13-4）中，图（a）“南庄头出土灰陶罐”实为辽代仓廪式陶骨灰罐，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因网上图片搜索中该器标为“南庄头遗址旅游攻略“，大概误导了编著者。图（b）“南庄头出土灰陶杯”实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陶釜，大概又是百度搜索误导了编著者。图（C）“南庄头出土褐陶罐”实为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彩陶鱼纹盆，这一图片来源，的确出自“百度百科—南庄头遗址”。

组图“裴李岗遗址及出土陶器和石器举例“（图13-9）中，没有石器图片，取而代之的是裴李岗遗址的田野照片，而”裴李岗遗址平底陶盆”，实为仰韶文化彩陶簋形器，系舞阳小学捐赠，现藏河南博物院。组图“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举例”（图13-13）中，出土于大通上孙家寨的“青海舞蹈纹彩陶盆”，属于马家窑文化。组图“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举例”（图13-14）中，图（a）“半坡遗址鱼纹彩陶盆”实为彩陶背壶，图（b）“青海舞蹈纹彩陶盆”实为陶鬶，图（c）“陕西黄陵人像彩陶罐”实为一彩陶盆。

在良渚文化的部分，配有“反山显贵者墓葬出土的良渚文明典型玉器”组图（图3-10），其中的三图均注明系“姚家山墓葬出土”，而玉钺则被标注为“玉耘田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山、瑶山等地点的重要玉器，尤其是作为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玉琮图片，却完全没有收录。

此外，组图“三星堆—金沙祭祀礼器等文明遗产遗物”（图3-19）中的“三星堆—金沙玉璧”，应为钺或戚。图“陶寺出土礼器玉璇玑”（图3-14），实为铜齿轮形器。

在二里头遗址的部分，编著者混淆了二里头1号基址和2号基址两座宫殿建筑的差异，所以才有了如下表述：“已经发现的两座宫殿相距约150米，都是坐北朝南，均是南北约100米、东西约108米，接近正方形（引者按：这是1号基址的数据）……其中，宫殿基址南北约73米，东西约58米，基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引者按：这是2号基址的数据）；宫殿长约30米，宽约11米，宫殿面积约330平方米（引者按：这是1号基址主殿的数据）”。（89页）而下面叙述上的问题，显然也是出于上述理解上的错讹：“不能因为4000年前二里头没有发现殷墟那样规模的甲骨文，或二里头宫殿只有300多平方米等，就认为夏朝是周朝的杜撰……即使在今天的现代文明社会，300多平方米也依然是较大型的办公场所，4000年前上朝议事也已不算小了”（94页）。

同时，感觉编著者不甚清楚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之间的关系，所以才有了下列叙述：“商建立初期的都城偃师二里头商城是随着二里头不同文化层考古发现的夏朝中晚期城市遗址和商朝早期遗址后，逐步考古证实偃师商城包括大城、小城和宫城，有宫殿、水池、铸青铜器的作坊等”（181页）。

再如“1959年，徐旭生率考古队对‘夏墟’的二里头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就发现了青铜器残刀一把”（38页），徐旭生率队仅为踏查，而没有进行考古发掘，更未发现青铜刀。“二里头代表性青铜器”铜鼎照片（图2-2），汇图网的LOGO还清晰显现，而这类柱足圆鼎，习见于安阳殷墟，此件应出自M18（详《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比二里头文化晚数百年。看来，应是网友的张冠李戴误导了编著者。

组图“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举例”（图2-3），其中所谓的“三星堆人面纹方鼎”，其实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面纹大禾鼎，而“三星堆青铜牛尊”，则是殷墟出土的“亚长”牛尊。这两件器物曾作为“青铜的对话：黄河与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展”的展品，于2016年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也许正因如此，才被编著者当作三星堆出土文物收进了书中。

另外，“金沙遗址青铜器举例”一图（图2-6）中被标注为“金沙青铜器具”的器物，系西周时期的青铜罍，1978年出土于成都南郊，一般认为具有越式风格，与金沙遗址所出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误用赝品为证据的嫌疑

关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编著者说“对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少量商朝军队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甲骨文的器物，有考古专家认为是商朝军队与蜀国军队作战时的战利品”（44页）。这段文字，编著者没有配图，不知所指。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罕见青铜兵器，仅见有十字形铜戈，应属仿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而非实用器。作为欧亚大陆西部身份地位象征物的权杖，更罕见于东亚大陆腹心地区。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文字，如有“刻有甲骨文的器物”，必属赝品无疑。与其相类的是配图“牛河梁祭祀与墓葬遗址考古出土的玉器”（图3-6）中的玉龟，龟背上居然刻满文字，令人咂舌。果如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在书中关于文字的部分却只字未提。

其他明显的错讹和不足之处

摘抄过程中的错讹之处，所在多有。例如说“陶寺早期城市距今4300-4100年，城址面积约56万平方米；陶寺中期城址距今4100-2200年，持续近2000年之久”（168页）。众所周知，陶寺文化中期一般认为距今约4100-4000年，陶寺文化晚期在距今4000-3900年之间，二者各持续约百年时间，整个陶寺文化的时间跨度仅约400年。

又如“三星堆周边广大地区仰韶晚期文化宝墩遗址、多处龙山时代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索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44页）一语中的宝墩文化本属龙山时代，但却被冠以“仰韶晚期”；“金沙遗址是宝墩-三星堆文化的第四期文化遗存”（48页），也不知何据。

在祭祀文明板块中，第三节的题目“4000多年前的祭祀遗址遗迹和遗物：陶寺、王湾、二里头”（83页），赫然将最新测定为不早于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头文化放到了“4000多年前”。而其下的小标题分别是陶寺遗址、王湾三期、二里头遗址“考古中的祭祀与墓葬”，将祭祀（行为）和物化的墓葬作为同类项，也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有考古专家通过考古资料对其空间进行分析发现，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影响纵横都在千米以上”（91页），如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影响，还没出二里头遗址。而“二里头考古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古乐器群”（179页），更是令人不知所云，因为二里头遗址的相关发现中只有青铜铃，可确认为响器，是否属乐器尚可存疑。

有些内容本来是考古学的强项，但在书中却被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提。如“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与陵墓的继承与传承”一节（123-125页），前后不足2页，仅摘录叙述《周礼·考工记》和《周礼·春官冢人》的内容，基本无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也没有任何关于祭祀建筑于陵墓的配图。“商朝及商朝的都城”一节（180-187页），本来也该是以考古材料为主的，但此节大量抄录文献所载商王世系与迁都传说长达数页，而关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大都城级遗址的介绍总共千余字。

第四章第五节中“摩亨佐·达罗——印度文明早期城市的代表”部分（152页），显然题目中就有错，该城市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属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而非印度文明。

“（郑州商城）城址内的两处窑内发现了大批王室青铜礼器”（181页），显然，编著者把窖藏当成了“窑”，而集中出土王室青铜礼器的窖藏有三处。

在图题为“商朝建立前商人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图5-7）的组图后，编著者接着写到，“偃师商城为商朝灭夏后的早期都城，是早于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商朝都城”（182页）。两座大体同时，同属二里岗时期的都城，被分为了商朝建立前和灭夏后，灭夏后建立的偃师商城，居然又“早于商代二里岗时期”。这样的叙述只能让人无所适从。

玉蟾岩遗址，从题目到图题都写成了“玉瞻岩”（476-477页）。属马家窑文化的甘肃林家遗址出土青铜刀，一物二图，被分别注为“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晚期”（图2-1）。“现在发现的殷墟甲骨文距今3600多年”（18页），已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三星堆2号坑出土戴金面罩圆头青铜人头像，被定名为“金面青铜面首”（图2-3）；青铜觥被定名为“商代神鸟青铜器”（图2-4）；西周青铜盉被标为“青铜壶”（图2-7）。类似的零星常识和文字问题，还有不少，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二 关于资料引用

该书注明为“编著”，全书大量摘编抄录，但仅少数地方加以注明，更多的无注释。如第三篇“史前文化”，包括了整个人类起源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全部内容，但仅有9条注释，而与考古资料相关的则只有6条。而各篇最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是正文中零星注释的集合再录。从编著者给出的资料出处看，在正式考古报告均已刊布的情况下，书中大量引用的是第二三手资料，甚至通俗读物。

如对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蚌塑龙虎图案的介绍，见于附文“上古三皇之一伏羲”（8页），引自作为内部资料的濮阳文史资料特辑《濮阳春秋》，墓葬照片（图1-5）引自《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对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的介绍（13页），引自《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一书（三秦出版社，2016年）。而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用图（图3-1），则引自《中国设计全集·第18卷·文具类编·礼娱篇》（商务印书馆，2012年）。关于周口店北京猿人及其旧石器文化（427页）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485页）等的介绍，均引自《图说中国文化·考古发现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而对山西襄汾丁村人遗址的介绍（449-450页），则引自通俗作品《扬眉吐气丁村人》（《中关村》2006年第11期）。关于二里头遗址新世纪以来的重要发现（89页），引自地方学者的论文（《二里头遗址都邑探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而非我们正式刊布的考古报告。编著者在“简要整理”之后，给出了6处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杨官寨、凌家滩、良渚、丹土、陶寺、石峁（158-159页），但正文中除良渚遗址引注了杭州地方学者的专著外，余均无任何注释。

在引述西亚两河流域乌尔城和乌尔王陵的发现（149页）时，注释的出处居然是编著者自己的著作《京杭大运河历史与复兴》（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且共有6页涉及这些内容。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 西苑出版社2017年版

三 关于图片使用

尽管作者说这本书的编著是“基于近十年来对众多考古遗址的现场调研”等，但没有照片是作者自己现场拍摄的，也没有照片是作者自己扫描自正规著作的。作者在前言中说明：“本书大部分图片由视觉中国供图”，但感觉基本上用的是网上随意搜索下载的图片，已如前述，不少照片效果颇不佳。

再回想编著者在前言中袒露的初心：“作为一个自然工作者，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感恩和对中华文明的崇敬之心，为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添砖加瓦、抛砖引玉”，“以图用这一束光吸引千千万万的国内外历史文化与文明探索爱好者，积极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华文明成果发扬光大的事业中来”，其情可感，其志可嘉。但这些“历史文化与文明探索爱好者”被吸引来之后，作为学者，我们是否应该负起提供扎实的学术支撑的责任？正因为有这样的思虑，笔者才冒昧坦陈对这部新著的一孔之见，希冀对我们共同关注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有所助益。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国文化杂志》，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