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石, 高然

[摘要]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主要分为整体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两部分。整体研究内容包括民族关系理论及民族政策特点等。阶段性研究:先秦时期研究,包括夏朝、西周、战国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秦汉时期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对于和亲、羁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于匈奴、羌、西南夷等具体民族的政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包括对三国时期蜀、吴,十六国,东晋南朝等时期的民族政策;隋唐五代时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包括整体研究和具体政策、具体民族研究。

[关键词]近十年来;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7)01-0075-07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历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点。近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热烈的讨论。据统计,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相关著作多部。本文仅就所能接触到的相关论著作一综述,旨在为学者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鉴于学者们对民族政策的研究主要采取整体研究和断代研究的方式,本文也采取这两种方式加以概述。

一、整体研究

周庆智从民族关系理论的角度对民族政策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对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古代民族政策提出了质疑。在古代具体民族政策的研究上,周庆智认为,研究者把同化和汉化等同起来,并且把同化定义为少数民族并入汉族的过程是不恰当的[1]。方立军总结了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特点,认为中国历代民族政策具有压迫性、开拓性、羁縻性、抚纳性、同化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同处于存在阶级压迫的封建社会是历代民族政策具有这些共同特点的根本原因[2]。

杨永俊总结了古代政权的羁縻政策,认为羁縻统治政策有三个发展阶段,先秦的萌芽形成阶段,汉唐宋的发展成熟阶段与元明清的衰落变异阶段。这一变迁是与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力量对比情况变化相适应的,是一个直接治理因素逐渐增多的过程[3]。彭建英的观点与杨永俊基本相同,并进一步指出,传统羁縻政策应包括三个层次:边疆少数民族应与中央王朝保持一定联系,以夷治夷和土流并治或土官的流官化。这三个层次始终存在、互为补充,构成羁縻政策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系统。羁縻政策的雏形是夏、商、周时期的要服荒服制。思想根源一个是大一统思想,一个是夷夏观。此外,传统羁縻政策的形成还深受中国古代统治者所谓“仁德”思想的影响[4]。

芮传明总结了古代的和亲政策,认为,众多的可变因素导致和亲动机和效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和亲动机而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方,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就和亲的经济后果而言,中原王朝的损失十分严重;和亲政策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者是妇女;从长远的客观效果看,和亲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5]。崔明德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一书中,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和亲问题,是多年来和亲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古代和亲问题的全面研究填补了空白[6]。

二、先秦、秦汉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针对四夷的特殊政策的出现和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发展壮大,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接触日益频繁,处理好民族关系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民族政策也日益成为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了对每一历史阶段的民族政策研究。

郑文专文探讨了夏朝民族政策,认为夏朝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五服制、封爵赏赐、和亲和武力威慑与征伐四种基本模式。从其导向功能看,具有明显的外向性和扩张性;从其协调功能看,具有二重性和兼容性;从其控制功能看,具有神权化、等级化和间接性、过渡性。夏朝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刘本军论证了西周民族政策,认为最能体现西周民族政策的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对于东、南、西、北四方的少数民族,西周采取了“使各以其方贿来贡”的民族政策,导致西周与东、南、西三方少数民族不间断的民族战争。战争既促进了交流与发展,又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灾难,西周由是而亡[8]。相关文章还有,徐祗朋的《西周时期的北方民族及其与周王室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关于先秦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还有,胡绍华、赵建忠的《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蜀之政策研究》(《渝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等。

龚荫从整体上论证了秦朝民族政策,认为秦朝在中央设置了统治机构和相应官职,而对各地区少数民族实施了不同政策。在论及该政策的历史影响时,他认为,秦皇朝以后,历代皇朝施行的一些重大民族政策基本都是由秦皇朝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9]。相关文章还有,吴国升的《从〈华阳国志看秦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7期)等。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汉朝民族政策。李三中探讨了汉初民族政策及其作用。他认为,汉初的民族政策在北方主要是和亲,在南方则是安抚之法。这些民族政策起到了安定政局、促进经济文化发展交流的作用,有利于民族融合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10]。陈心林从民族政策的连续性和现实性出发,认为汉代民族政策形成,是对前代的民族观及民族治理政策的继承和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对于影响的认识与李三中文基本相同[11]。李大龙从中央与边疆的藩属关系入手,探讨了西汉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是西汉王朝构筑藩属体制的主要目的。西汉初期建立的由“藩臣”、“外臣”、“敌国”构成的藩属体制,其建立基础极不稳固,武帝以后,藩属体制逐步趋于完善,确立了以藩属郡县化、设立属国、特设管理机构、外围藩属体系为核心的一套新的藩属体制。这套藩属体制对维护中原地区乃至边疆地区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管理方式的不断内地化则表明西汉统治区域不断向边疆拓展,中国古代疆域就是在这种边疆内地化趋势中逐渐形成的[12]。刘厚琴专文探讨了汉武帝时期的民族政策。他认为,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和措施都是在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完成的,并对后世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3]。陈金凤论证了东汉光武帝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对各地区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民族政策。恩威并用,御强击弱,先易后难,避免四面出击,是对付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方略。光武帝的民族政策对稳定边疆和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14]。

和亲是汉代的重要民族政策,学者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尤为关注。对于和亲政策的产生及其影响,张菁认为,汉初和亲政策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刘邦建国后屠戮功臣的措施紧密联系,对汉前期政治与经济产生了长久的消极影响[15]。高旗从汉匈和亲的作用入手,认为和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16]。王嵘从个人和国家两方面入手,探讨了西汉和亲政策。认为,和亲虽然是和亲执行者个人意志和人生命运的扭曲贬损,是对女性的摧残,是反人道的。但在客观上,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7]。赵志坚从双方的主动权,单于的作用,和亲的性质、意义与影响等方面比较了西汉与匈奴的前后期和亲,认为就和亲的意义与影响看,后期比前期起了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18]。

除和亲政策外,学者们也从其他方面论证了汉代民族政策。在对匈奴的政策上。唐国军探讨了西汉与匈奴的和战关系及影响。他认为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和与战,是其王朝兴衰的晴雨表[19]。马勇认为,西汉王朝对匈奴实行的羁縻统治政策,实质是凭借汉族文明去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但是,因俗而治的间接统治方式,对匈奴的控制是有限的,一旦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加之抚驭失宜,就有变玉帛为干戈的危险[20]。高荣认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奉行和亲政策;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代之以武力反击;元狩四年以后至征和四年,是政治招抚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征和四年以后至新莽建立,实行较其他各族更为宽松的“羁縻”政策。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21]。肖瑞玲认为,东汉政府对南、北匈奴采取了不同政策。东汉的以夷制夷政策,加速了匈奴的分化瓦解,导致南、北匈奴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而当时南、北匈奴之间的矛盾,及乌桓、鲜卑与匈奴的矛盾,为东汉以夷制夷政策的实行提供了条件[22]。

以上主要是学者们对北方民族政策的研究状况。除此之外,学者们对其他地区的民族政策也有所论及。对西南民族政策的研究主要有,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胡绍华的《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李根、张晓松的《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职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共云南省委党校》2004年第3期),孙长忠的《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对西北民族政策的研究主要有,高荣的《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和《论两汉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等。对东北民族政策的研究主要有,程妮娜的《汉魏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设置与治理》(《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等。  

汤夺先认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贿赂与引诱的怀柔政策,降王为侯的贬黜政策,内部瓦解的外交政策,武力胁迫与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这些政策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维护新莽统治与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带有大民族主义和歧视色彩的民族政策也激起了反抗,又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23]。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分裂与割据时期。特殊的时代也造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民族政策。

李珍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观为出发点,认为,统治阶级的民族观以相互隔阂、敌对的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24]。相关论文还有罗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阶段性和地区特点》(《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

三国时期蜀、吴的民族政策,历来是研究的重点。卫永锋认为,诸葛亮在南中实行的羁縻式的统治措施开创了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的先声,这种统治方式逐渐成为古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主流。这种统治方式也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5]。方高峰在论述孙吴民族政策时认为,孙吴采取了灵活多变、镇抚相结合的民族政策。对山越以高压为主;对蛮族则根据其地理位置及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策略;对岭南俚族以抚为主。其核心目标是掠夺民族人口以增加兵力与劳力[26]。

十六国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的时期,学者们对该时期的民族政策也进行了探讨。冯婕、周艳玲、马晓峰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从敌视汉族,到调整民族政策尽可能地团结汉族势力。这种差异从表面上看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造成的,但实质是包含着从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趋势[27]。韩国学者李椿浩对前秦苻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持否定态度,并指出:苻坚民族政策的失败,引起经略东晋的败北,导致北方地区陷入混乱状态,农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的破坏[28]。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民族政策,学者们或是从六朝角度,或是从东晋南朝角度,或是从南朝角度进行了论述。钱国旗论证了六朝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并指出了该时期民族政策的性质:既有摧残毁灭民族个体的反动性和残酷性,又有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性和进步性[29]。方高峰分析了东晋南朝时期民族政策的演变,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东晋至刘宋元嘉前期,以抚为主;元嘉后期,是大规模伐蛮时期;从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对边境蛮族以抚为主,对腹地蛮族加强了征伐[30]。方高峰、张晓连还论证了东晋南朝的民族敕封政策,认为,东晋南朝发展了民族敕封政策,扩大和巩固了中央在民族地区的统治[31]。彭丰文论证了南朝的岭南民族政策,认为,南朝对岭南的民族政策以征讨为主,羁縻为辅文章对该民族政策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也进行了论述[32]。

姜维公比较了南北朝对于高句丽的政策,认为南朝对高句丽的政策主要是封册和恩赏,北朝对高句丽则实行封册、恩赏、求质、聘妃和责让等政策。至于双方对高句丽政策上的差异作者也进行了论证[33]。

四、隋唐五代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隋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空前活跃,此时的民族政策也成为中原王朝巩固政权,宣示国威的重要手段。

在论及隋朝民族政策时,学者们往往将隋文帝时期与隋炀帝时期分别论述。崔明德对隋文帝时期的民族政策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证,认为,这种基础是“君臣一体”和“威服德怀”的思想。作者对该时期民族政策的作用也进行了论证[34]。何根海对隋文帝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分析后认为,文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5]。王三北、赵宏勃在论证隋炀帝民族政策时认为,隋统治集团的出身情况对其民族政策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炀帝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是其民族政策的产生基础,既促使其成功,又注定了失败[36]。相关文章还有李清凌的《隋朝对待西北民族的谋略思想》(《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

唐代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民族政策的大发展时期。骆桂花对唐代民族政策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唐朝民族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是历史经验的启示;另一方面即“爱之如一”的思想;还有就是唐与周边各族军事力量强弱对比的外在反映[37]。杨华双认为,唐朝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其开明性表现在:以宽容态度处理民族纠纷;积极开展与各民族的经济交流活动;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教育帮助;法律适用创新。对唐朝开明民族政策的出现原因,作者与骆桂花的观点基本相同[38]。许敏认为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39]。李珍认为,唐代相安共处的民族政策的出现,是受到了隋唐时代民族史观的影响[24]。刘洁通过对唐代的边塞诗的分析,得出了与以上各文类似的结论[40]。朱小琴的观点与上几篇文章基本相同,但认为,唐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也注定会有民族压迫剥削的一面[41]。高守成认为,唐太宗实行安抚政策,把儒家的“仁政”思想推广运用到解决民族矛盾上,产生了积极效应。但是,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只是一种缓解民族矛盾的政策,始终未从根本上脱却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范畴,在许许多多领域里暴露出其阶级压迫本质[42]。崔明德论证了唐宪宗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特点,并指出:这些特点是当时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43]。

羁縻政策是唐代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学者们对此研究颇为深入。马驰、马文军认为,羁縻府州与中央之间的关系表明羁縻府州带有浓厚的边域民族自治色彩,但从根本上言,羁縻府州是唐之属地,是唐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44]。李鸿宾认为,羁縻府州是在太宗征服东突厥和漠北铁勒诸部归降的形势下设置的。它是以唐整体实力强盛为基础的。但是,羁縻府州的作用却是有限的[45]。相关论文还有,姚兆余的《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袁波澜、敏生兰、黄丽的《唐、宋民族政策-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等。

和亲也是唐代的一项重要民族政策。龚荫从唐与边疆少数民族两方面论证了和亲政策实施的原因。在论及其作用时,认为和亲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46]。王晓晖在论及唐代和亲的特点时认为,和亲的特点在于其政治性和开放性。对于和亲影响的认识则与龚荫基本相同[47]。周曙光从和亲产生的现实基础、思想基础、治国方针等方面分析了汉唐和亲政策的变化[48]。

学者们还探讨了唐对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政策。曹治怀分析了唐对突厥的政策变化,认为这是唐与突厥彼此政治军事力量消长变化的结果[49]。相关文章还有,王世丽的《试论唐初对东突厥汗国降户的安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赵汝清、周保明认为,唐对回纥由羁縻到贡赐、市易、和亲的政策变化,原因是回纥汗国在与唐的友好交往中处于主动。其弊是回纥一度左右唐的内政外交,并因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消极影响[50]。甘措认为,唐朝对吐谷浑采取存其社稷、扶助立国、稳定边疆的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往和杂居[51]。石德生认为,唐与吐谷浑有异于与西北地区其他民族的关系。当吐谷浑被吐蕃并灭,王室东迁之后,又设羁縻州以处其众。而唐代的羁縻州府制是对秦汉及南朝以来的羁縻制的总结和发展,并对以后的民族政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52]。陈亚艳认为,唐对吐谷浑实行的民族政策真实地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开放心态[53]。杨浣认为,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对党项族实施的一项基本民族政策。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加强了华夷民族间的团结,对后世王朝的党项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54]。杨浣、陆宁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并指出唐对党项政策在很长时期里都是其遏制吐蕃、稳定西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唐、宋时的党项政策对西北民族格局的演变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55]。李彦平认为,唐代为了争取契丹和奚的归附,实行了和亲政策。和亲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56]。程尼娜分析了唐对契丹和奚的羁縻统治,认为,唐代曾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最早设置的是契丹、奚人地区的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唐朝曾一度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实行留宿卫、驻兵与和亲政策,促进了契丹、奚人社会的发展进程[57]。尤中分析了唐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策,认为,唐代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了隋代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榨政策,又不注意团结各族上层。这一错误造成了西南的地方分裂。除南诏的统治区域之外,西南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朝仍设羁縻州县,通过各民族中的上层分子来进行统治[58]。学者们对五代时期的民族政策也进行了探讨,相关成果主要有,曾国富的《论五代时期对契丹的民族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刘复生的《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

以上是对学者们近十年来在宋以前的中国古代王朝民族政策研究的概述。从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学者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研究不均衡,相关成果基本都集中在热点问题和热点时期上,如研究基本集中于和亲等主要民族政策和对匈奴、突厥等主要民族实行的政策上,时期则集中于汉唐,而对其他问题和其他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则稍嫌不足;二是整体性研究还很少,许多民族政策缺乏整体研究。希望学者们对此能有所关注,能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有更多的成果问世,并弥补以前研究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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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原文引自《北华大学学报》2007年2月第8卷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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