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隔绝羌胡”与“通货羌胡”:丝绸之路河西段的民族关系

发布时间:2022-02-22 浏览次数:6158 来源:西域研究

王子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内容提要


对于西北方向复杂的民族关系,贾谊曾经提出予以分化的战略构想。张骞“凿空”的最初动机,是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对抗匈奴的同盟。河西边防建设有明确的在保障东西交通的同时“隔绝羌胡”的军事目的。河西丝路于是具备交通东西而隔绝南北的特殊功能。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的视角考察河西丝绸之路史,应当注意这一形势。随着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融合,汉与胡、羌在河西地方实现了密切的交往,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得以出现。考察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的历史变化,经济生活中商业贸易的活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汉文帝时代,贾谊对于西北方向复杂的民族关系即曾经提出予以分化的战略构想。按照汉武帝指令,张骞“凿空”的最初动机,是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对抗匈奴的同盟。霍去病对河西地方的军事控制改变了西北民族分布的格局。河西军事部署与边防建设有明确的在保障东西交通的同时“隔绝羌胡”的目的。河西丝路于是具备沟通东西而隔绝南北的特殊功能。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研究的视角考察河西丝绸之路史,应当注意这一特殊的交通格局。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融合以及西域民族关系的变化,汉与胡、羌在河西地方实现了密切的交往,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得以出现。在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这一推促民族文化向和平交往趋向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营的繁荣以及“胡商”的活跃,发挥了显著的积极的作用。


 《新书·匈奴》“备月氏、灌窳之变”设想


贾谊少年时即以博士身份参与长安最高政治决策,却眼光新锐,见识深远,视野宏大。[2]刘向曾经称赞贾谊:“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3]后人所谓“宏识巨议”[4],所谓“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5]等,都注意到贾谊思想的这一特点。或说其论“以取验于身后”[6],或说“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7],或说“生之言,后多见之施行”[8],后人肯定贾谊的战略眼光,称《新书·匈奴》中提出的“备月氏、灌窳之变”的主张,就是对于汉帝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军事与外交问题的重要的建议,形成了西北战略的新思路。


《新书·匈奴》写道:“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方悦服,则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与嘿嘿。”[9]贾谊最早关注到较匈奴距离汉地更为遥远的草原政治实体的存在,最早明确提醒执政集团应当重视这些政治实体在草原民族关系、军事格局和文化竞争中的作用。这些见解的提出,自然有身为博士,能够利用皇家核心档案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的优越的客观条件。而利用草原民族相互矛盾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特殊的智慧。


贾谊吸引匈奴内附,参与边地防卫,“使备月氏、灌窳之变”设想的提出,注意到匈奴以外暂时尚未对中原造成威胁的草原民族的实力,预料到草原民族关系可能发生的分化。“月氏、灌窳”由于与匈奴积累的长期仇怨,在匈奴内附,“为汉臣民”,愿意为汉王朝“卫边”的情势下,也会成为汉的敌对方。然而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则很可能有靠近汉王朝、接近汉王朝、亲近汉王朝的倾向。对于“月氏、灌窳之变”的考虑,是贾谊追求“内行外信,四方悦服”理想政治目标之战略设计的重要内容。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写道,冒顿时代,“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张守节《正义》:“已上五国在匈奴北。”[10]《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北服浑庾”作“北服浑窳”。[11]“灌窳”、“浑窳”、“窳浑”相互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认真的辨析。我们以为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新书》所谓“灌窳”作为与匈奴曾经发生战争关系的遥远的北族,受到了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关注。而相应的建议,对于汉王朝军事外交决策以及西北局势变化的走向,后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张骞“凿空”功业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试图联络匈奴宿敌月氏,谋求“共击”匈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汉武帝“通使”月氏的意图,或许与贾谊有关“月氏、灌窳”的军事外交建议有内在的关系。往月氏,“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12]汉武帝时代联络月氏、大夏、乌孙“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意图,以及利用匈奴仇国“报胡之心”,寻求“灭胡”盟国的努力,虽然没有获得直接的成效,然而张骞通过艰辛的交通实践,实现了与草原远国的直接交通。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3]张骞通过艰苦的西域探险,掌握了有关“西极”之地的新鲜知识,充实了西汉人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向西传布,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这一历史成就对于“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


西域本与匈奴有更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代,汉王朝在较为后进、较为被动的情势下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通过军事和外交的努力,终于扭转了局面。后来几经反复,汉文化实现了在西域地方的有效扩张,西域诸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14],终于成为历史定局。


 河西四郡设置:“鬲绝胡与羌通之路”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二千余里,在觻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吏六十三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汉武帝在河西休屠王、浑邪王故地设置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武威(郡治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关东地区徙置数十万移民充实这一地区。河西地区的安定,使西北方向的开发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15]


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是开通往西域通道,同时断绝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这后一主题,当时称作“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6]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写作: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氵岁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7]


所谓“鬲绝胡与羌通之路”、“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是河西经营的重要目的。《盐铁论·西域》:


大夫曰:“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18]


所谓“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指出匈奴曾经占有的战略优势。而汉武帝“隔绝羌、胡”,是实现形势转化的重要步骤。所谓“瓜分其援”,即《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的表述也与《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有异,可能由于突出“羌”的历史记述,“胡与羌”的语序颠倒,也称为“羌胡”: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19]


汉武帝时代的军事远征,西北方向称“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则“匈奴”在“北”,“诸羌”在“西”。而所谓“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称“南北不得交关”,则“羌”在“南”,“胡”在“北”。《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司马贞《索隐》:“《说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续汉书》云‘羌,三苗姜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关之西南羌是也’。”[20]“羌”“胡”是汉王朝在西北方向主要敌手。《盐铁论·未通》:“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21]所谓“却羌、胡”,总结了西北战略的成功。


言“羌”的活动地域,称“西方”者,是以中原或以长安地方为方位判定的认识基点。“南羌”之说,则应当出自以河西地方为本位的判断,或说“河关之西南羌”。其对应的“北”方,是“胡”即“匈奴”的力量所在。


河西汉简频繁出现“虏”的名号,或可与“胡”互称,亦可见“胡虏”。河西出土汉简可见如下简文:“□□二年十月壬午朔庚寅□□尉史世使移郡大守属国都尉农□□□□□□□□□□党及胡虏第□□□出惊□昭武备迹候望□守摸□□集所主羌胡为务”(73EJT6:74),一条简文同时出现“胡虏”与“羌胡”,也值得我们注意。简文内容有时又体现出相当复杂的民族关系。如“捕斩匈奴羌虏赏科别”(F22:221-235,691,692,825)。或可读作“匈奴”与“羌虏”并列,也许是“匈奴虏”与“羌虏”并列。


 河西交通格局:东西“通西域”,南北“鬲绝南羌、匈奴”


西汉王朝河西经营所谓“鬲绝胡与羌通之路”的战略目标,值得我们在考察当时民族关系与战争局势的基础上认真理解。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在陈说军事地理、交通地理形势时,明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对河西地方的争夺、控制与经营: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22]


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以“赞曰”形式表述的内容,有如下文字: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鬲绝南羌、月氏。[23]


此虽说“鬲绝南羌、月氏”,似与《地理志》“鬲绝南羌、匈奴”不同,但是上文说“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也强调了对匈奴“结党南羌”的警觉。而“兼从西国”者,是指控制胁迫西域诸国与汉王朝对抗。“西国”就是“西域”。[24]又《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刘歆议,则说:


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25]


出现另一说法。言“婼羌”者,似乎体现以“鬲”的方式,对匈奴“兼从西国”的防备。然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陈忠上疏:


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


李贤注:“《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26]曹金华《后汉书稽疑》认为,“‘婼羌’当作‘南羌’。”[27]


所谓“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以及“通西域……鬲绝南羌、月氏”,一言“通”,一言“鬲绝”,前者“以通西域”,是我们总结丝绸之路史的共识,后者“鬲绝南羌、匈奴”,以及“鬲绝南羌、月氏”,则似与交通开发的历史主题相悖。也就是说,对于东西方向“通西域”的交通作用予以维护,对于南北方向“南羌、匈奴”间,以及西北、东南方向“南羌、月氏”间的交通条件则予以“鬲绝”。河西交通格局这一特殊情形,与“南羌、匈奴”活动导致的民族关系之错综复杂、军事形势之变幻无定的条件有关。


无论是“鬲绝南羌、匈奴”还是“鬲绝南羌、月氏”,“南羌”都是战略防备的重心。“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出现多例。[28]可知当时是确定的民族地理概念。新疆汉代遗存所见有“讨南羌”字样的织锦,告知我们“南羌”曾经是丝绸之路交通长期提防与警备的民族力量。[2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载,羌确实曾经“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遂“共攻”汉地,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


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30]


可知“隔绝羌胡”的战略设计,是有敌情依据的。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边塞”是河西军民共同的责任。河西四郡地方行政也“咸以兵马为务”。[31]


考察丝绸之路史,不能忽视河西路段一则“通”,一则“绝”的交通战略。这是交通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也体现了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特殊的交通文化个性。


还应当看到,与汉王朝长期进行军事竞争的匈奴,也采取“鬲绝”汉与西域交往的策略,即所谓“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多民族开辟丝路的贡献与河西民族关系的新局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多民族共同努力创造的历史文化成就。我们可以通过张骞“凿空”的合作者的族属,以及各民族参与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实践,认识这一历史事实。[32]


前引《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似乎“羌”“胡”“合兵”“共攻”的危机已经解除,“南羌”已经退却,然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陈忠上疏仍然有对于“北虏”可能“威临南羌,与之交连”的忧虑,以为“如此,河西四郡危矣”,而“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33]。


我们还看到汉末“南羌”军事力量介入河西政治纷争的情形。《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酒泉人。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揖城守。丰时在外,以昂为不义,乃告揖,捐妻子走诣张掖求救。会张掖又反,杀太守,而昂亦陷城杀揖,二郡合势。昂恚丰不与己同,乃重募取丰,欲令张掖以麻系其头,生致之。丰遂逃走。武威太守张猛假丰为都尉,使赍檄告酒泉,听丰为揖报仇。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涫南山中出,指趋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骑下马,曳柴扬尘。酒泉郡人望见尘起,以为东大兵到,遂破散。昂独走出,羌捕得昂,丰谓昂曰:‘卿前欲生系我颈,今反为我所系,云何?’昂惭谢,丰遂杀之。时黄华在东,又还领郡。丰畏华,复走依燉煌。至黄初中,河西兴复,黄华降,丰乃还郡。”[34]所谓“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涫南山中出,指趋郡城”的记载以及“羌捕得昂”的情节,都明确记录了“南羌”武装“指趋郡城”,甚至控制当地局势的情形。不过,河西地方汉人实力集团武装争斗的激烈似乎超越了民族矛盾。“南羌”骑兵并非立足“南羌”民族立场发起军事行动,而是作为借力参与了汉民族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夺。


“羌胡”参与汉地武装争斗史事,又有两汉之际卢芳“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35]


 “保塞羌胡”历史角色与河西民族交往走廊的形成


汉代西北方向的民族构成,往往有以“羌胡”总称带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情形。《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列举白起、王翦、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广、李蔡、苏建、苏武、上官桀、赵充国、廉褒、辛武贤、辛庆忌等,“皆以勇武显闻”。又分析了这一人才地理现象的原因:“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36]所谓“羌胡”,是构成民族地理形势的重要因素。赵充国上状报告平定羌人暴动的战况:“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颜师古注:“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师古曰:‘如说非也。谓羌受充国之言,归相告喻者也。羌虏即羌贼耳,无豫于胡也。’”[37]如淳之所以以“羌胡”解释“羌虏”,可能是基于人们叙说西北民族关系时的语言习惯。《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元帝即位,为执金吾。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颜师古注:“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38]此说“降胡”反叛,其实亦无豫于羌,而颜师古以“羌胡”解说,犯了与他所驳议的如淳同样的错误。《汉书》卷七五《翼奉传》所见“西远羌胡之难”[39],也反映“羌”与“胡”共同构成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情形。


然而民族关系史的演进,又出现了新的形势。卢芳“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40],体现出边地民族关系的新局面。郑兴语隗嚣,曾言:“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李贤注:“七郡,天水、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也。”又说:“兴尝为凉州刺史,嚣为西州将军。”[41]所谓“拥羌胡之众”实力的形成,或有来自河西的军众集结。邓训事迹可见这样的情节:“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邓训否定这样的意见,主张“以德怀之”,“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在对叛羌作战时,邓训曾“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长史任尚为叛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邓训去世,“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42]邓训作为实现民族亲和新境界的典范,曾经在河西任职,“拜张掖太守”。自元和三年(86)至章和二年(88)任职张掖期间,邓训处理民族关系“以德怀之”的风格一定曾经对张掖地方有积极的影响。重视民族团结的风格绝不只是表现于个人行政实践。凉州“戎夷”与“凉州刺史”有良好的关系,见于《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43]他在汉阳“化行羌胡”的做法,应当是“为凉州刺史”时成功政策的延续。我们看到“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受到帝王嘉奖的情形。[44]于是有官员“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事迹。[45]马武在面对“西羌寇陇右”的情势下,“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46]所谓“凉州诸郡羌胡兵”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来自河西四郡。《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47]则是明确的河西“羌胡”军人在汉王朝军官指挥下参战的实例。另一确切的有关“河西四郡羌胡”的史料,即《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诏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48]


前引《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所见“保塞羌胡”民族称谓,又见于《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49]既有“羌胡犯塞”事,又有所谓“保塞羌胡”,说明“羌胡”民族表现的复杂。


从“鬲绝胡与羌通之路”,“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到“羌胡”以“保塞”为职任,河西地方民族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河西地方从多民族战争争夺的热点,演变为民族交往的走廊。


这一变化的发生,有丝绸之路经济作用的因素。《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而“姑臧”地方的经济形势,通过孔奋事迹得到反映: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


所谓“市日四合”,李贤注:


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在“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句后,《孔奋传》还写道:“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絜,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50]孔奋的“清絜”“清廉”堪称“士”的典范。我们以为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姑臧称为富邑”,喻为“脂膏”的繁荣。“市日四合”的经济形势的形成,当然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而“羌胡”的积极参与,意义尤为重要。所谓“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所谓“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都可以说明“羌胡”受益于姑臧市场的情形。


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也应当关注来自西域,曾经与汉人以及“胡羌”“羌胡”均有过交往的“商胡”“贾胡”在河西地方的活跃表现。[51]


我们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军事史、民族史和交通史,都应当注意河西“羌胡”之地位、表现及其历史文化作用的变化。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是丝绸之路史涉及民族关系史与经济生活史的重要演变,应当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而结合考古文物资料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论与说明,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阶段性成果。


[2]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说,贾谊任博士时“年二十余,最为少”,行政咨询时,“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以致“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而“孝文帝说之”。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2页。


[3]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4] 〔明〕李梦阳:《贾子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519页。


[5] 〔明〕黄宝:《贾太傅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20页。


[6] 〔明〕张志淳:《订注贾太傅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28页。


[7] 〔明〕胡价:《贾子跋》,〔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16页。


[8] 〔清〕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31页。


[9]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34页。


[10]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3页。


[11]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3页。


[1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3158页。


[13]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0页。


[14] 《汉书》卷一○○下《叙传下》,第4268页。


[15] 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


[16]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913页。


[17]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


[18]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9页。


[19]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20]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1页。


[2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第190页。


[22] 颜师古注:“鬲与隔同。”《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2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24] 陈桥驿曾经写道:“西域之名由来已久,《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清徐松认为:‘古音国读如域’(《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因此,《史记》‘西国’即是‘西域’。”陈桥驿:《〈西域历史地理〉序》,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徐松“国读如域”说,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松曰:“《史记·大宛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古音‘国’读如‘域’。《广雅·释诂》:‘域,国也。’”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604页。有的历史地理学论著支持这样的认识。侯丕勋,刘再聪主编:《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第11页。参看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105页;拙著《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10页。


[25]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6页。


[26]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2913页。


[27] 曹金华指出:“章怀注:‘《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余按;此谓‘河西四郡’,注及三郡,疑有脱误,又‘婼羌’当作‘南羌’。《汉书·地理志》:‘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西域传》赞:‘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后汉书稽疑》,中华书局,2014年,第1234页。


[28]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金城郡”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第1611页。“酒泉郡”条:“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敦煌郡”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第1614页。今按:“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中华书局标点本对“西南羌中”四字仅“羌”字使用下划线,似不以为其中有可以理解为地名者,即读作“西南”方向“羌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西”方之“南羌中”。《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李贤注:“河关,县,属金城郡。以上并《续汉书》文。”“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可以与《地理志》“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对照读。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河关之西南羌地”,“羌”字标下划线以指示族名。第2869~2870页。也不理解为“河关之西”的“南羌地”。


[29] “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末依然使用。《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第552~553页。


[30]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31]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32] 参看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2~63页;《早期丝绸之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25~35页;《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汉匈关系》,《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第3~9页;《多民族共构丝绸之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20~126页。


[33]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页。“羌胡”“合兵”史例,有《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句龙吾斯等东引乌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车纽为单于。”“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第270~271页。


[34]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552~553页。


[35]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506页。


[36]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98~2999页。


[37]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87页。


[38] 《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第3295~3296页。


[39]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76页。


[40]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506页。


[41] 《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第1220页。


[42]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第609~612页。


[43] 《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第1828页。


[44] 《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第723页。


[45] 《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第717页。


[46] 《后汉书》卷二二《马武传》,第786页。


[47] 《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第810页。


[48] 《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第1591页。


[49] 《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第797页。


[50] 《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1099页。


[51] 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第110~114、128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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