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怪兽:大漠里捡到的匈奴珍宝

发布时间:2022-02-18 浏览次数:4783 来源:陕西日报

郭青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称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的博物馆。171万余件(组)藏品,从远古时期的简单石器,到清朝末年的文物器件,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年。每一件藏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都是历史的馈赠。


金怪兽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神木市纳林高兔村,长11厘米、高11.5厘米、重160克。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游人,对它绝对不陌生,在众多的藏品里,游人会被它独特的造型所吸引,经过2300多年的洗礼依然保存完整。它不仅是一件绝无仅有的文物,更是一件艺术珍品。


金怪兽为鹰嘴兽身,大耳环眼,头生双角如鹿,偶蹄,立于四瓣花形托座上。托座正中凸起呈覆斗形,周边花瓣上各有三个小圆孔。金怪兽眼珠凸出,大耳竖立,头上双角内弯,作倒八字形向侧后展开。角分四叉,脖颈屈曲虬结。金怪兽前肢挺直前倾,后肢跨前,弯颈低头作角斗状。细腰,体内中空,尾卷成环形,通身及四肢上部饰凸云纹,颈脑部饰鬃纹,双角及钩喙饰凸楞纹,角、尾和托座系另铸焊接。造型奇特,雕工考究,反映了当时匈奴族金工匠师的高超技艺。


这件黄金制成的奇怪动物,之所以被称为金怪兽,是因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它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金怪兽的两只抵角是由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16只小鸟组成的,而且蝎形的尾巴也是一只小鸟的样子。这件小小的金怪兽身上竟隐藏了17只小鸟,体现出工匠们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根据金怪兽底盘上的小孔,学者们推测它可能是匈奴族首领帽上的冠饰。


1 从流散文物到镇馆之宝


今年已经临近九十高龄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戴应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前往榆林开展文物调查的省级文物工作者,石峁遗址、新华遗址惊世发现以及陕北汉代画像砖等闻名世界的考古发现都留下了这位毕生从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身影。20世纪70年代开始,戴应新就会同神木县(今神木市)文物专干孙嘉祥,为包括金怪兽在内的同墓葬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倾尽力量。6月24日,记者电话采访戴应新,他对当年金怪兽的发现以及保护经历记忆犹新。他说:“大约在1957年农历七月初十前后的一天,傍晚时,纳林高兔村生产队社员王根发牧牛收工回家,吆牛经过村北边一个沙坡地,突然发现牛蹄踪迹后有一二个铜质刺猬状的东西,顺手拾起拿回家。第二天一大早,王根发将拾到东西的情形告诉了父亲王生仁,父子二人拿上铁锹和口袋去继续挖,又挖到铜刺猬、银虎、银鹿、珊瑚、珍珠、铜片等许多物件。队里的社员都知道了王家挖出古董的消息,蜂拥而至,有的人捡到碎小铜片,有的人找到小珠之类的东西。不久,纳林高兔村挖出了古董的消息迅速传开。于是,小保当管区报告瑶镇区政府,之后又报告到神木县政府。不几天,区县两级派干部前来巡查,并将王家父子押送至瑶镇区政府,隔离审查。王家只好倾囊而出,交出了全部古董,铜刺猬、银虎、银鹿、金鹿、铜虎、铜鹿、银剑柄。还有一个金属扁条,长一米有余,两端各有一个猴子状的物品。交公的文物用马驮运到管区,再到瑶镇区,最后运到神木县。经过当地政府对盗掘文物的打击和宣传,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后,戴应新多次深入沙海,到纳林高兔村等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考证了此地文物为战国时期匈奴主墓葬陪葬遗物。1983年第12期《文物》杂志刊登了戴应新、孙嘉祥共同署名的《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的文章,纳林高兔村出土的文物更是闻名遐迩。金怪兽、四首银虎、银虎牌、银虎、银卧鹿、银盘羊等文物,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挪威等国家展出。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之时,金怪兽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价值被调拨到馆展出。如今,金怪兽已经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关于金怪兽原型的三种推断


金怪兽:国家一级文物,是战国时期匈奴民族的文化遗存。金怪兽是一只类似于鹿或者马的四足走兽,却长着一个明显带钩的鹰嘴。本来,金怪兽身高仅5厘米到6厘米,身体比例很协调,但它却拥有一双几乎跟身高一样高的大角,使得这件宝贝的高度直达11.5厘米。而且,这双大角还极尽美丽,采用圆雕、透雕、浮雕等方式,组合成极其复杂的线条和图案。


因为金怪兽目前仅有这一个,所以,关于这只怪兽的一切都成了空白。最先破解的是它的用途。专家们断定这只金质怪兽是当年匈奴王帽子上的饰物,可它到底是出自何处,是由什么动物衍生来的,至今还有争议。目前,仍有三种推断。


第一种推断认为这是传说中的神兽飞廉。传说中,神兽飞廉是蚩尤的师弟,有致风、收风的神奇法术。这只传说中的动物,在《楚辞》《孟子》《史记》《汉书》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飞廉有鹿的身体,孔雀的头,而且,头上还有一双峥嵘古怪的大角。从匈奴王墓里出土的这只金怪兽,很像飞廉。


第二种推断也认为是传说中的神兽,只不过,不是飞廉,而是蛊雕。蛊雕的原型来自《山海经》,它的工作就是保护一座由金子和玉石组成的大山,使这些宝贝不被人拿走。这一点,很符合金怪兽存在于匈奴王墓中的推测,是为了保护墓里的宝贝不被人偷盗。同时,蛊雕的长相也和金怪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传说中的蛊雕有着鹰的嘴,是一只似鸟非鸟的怪兽,头上还有一个十分巨大的角。支持这一推断的人还提出了另一个证据,就是金怪兽的底座,覆斗形的高台可能象征着金山。


第三种推断认为金怪兽是一个图腾。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金怪兽身上,竟然刻有17只小鸟。而金怪兽的身体又似鹿似马,四足明显是食草动物的偶蹄。飞鸟、偶蹄因素结合在一起,明显是游牧民族的图腾特征。而金怪兽出现的时期,正值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交融、统一、扩张时期,因此,当时出现这样一只既有浓厚草原特点,又十分神秘的金怪兽作为图腾,来凝聚整个草原游牧民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3 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从商周时期的羊首勺到战国时期的金怪兽,它们都是匈奴文化的代表作品。早期北方民族的部族首领常常佩戴非常讲究的冠饰。这件金怪兽集锻造、锤打、焊接等先进技术于一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代表了当时游牧民族金属铸造业的最高发展水平,是北方草原金银器中的稀世珍品。经考证,金怪兽是我国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的物质文化遗存,是一位地位显赫、驰骋沙场的匈奴王的头饰,是匈奴文化的艺术瑰宝。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贺达炘向记者展示了1983年第12期《文物》杂志,这本保存了近四十年的全国权威期刊纸质已经发黄,戴应新和孙嘉祥共同署名的《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占据了整整8个页面,也正是这篇文章让神木出土的这批稀世珍宝蜚声海内外。


这批文物的出土地神木市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南缘,毛乌素沙漠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东段。在神木境内,有两条长城遗迹。一条是战国秦长城,另一条是明长城。战国末期,鄂尔多斯高原是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生活驰骋的地方。贯穿神木的秦长城,就是秦昭襄王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而修筑的。


20世纪70年代,戴应新等文物工作者根据当地提供的线索,先后在纳林高兔村等地发现了匈奴墓葬和遗物。


在《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神木县出土的上述文物,有着明显的草原民族文化特色、属于‘鄂尔多斯式铜器’之列……文物以金银铸造,艺术精湛,足见墓主身份的显贵,或是匈奴某王或某部落酋长。”


戴应新认为:金怪兽以贵重的黄金铸造,可见不是工匠一时的即兴之作。鹿形鸟喙动物当然是世间所没有的,但绝非凭空虚构之物,必然有其重要含义,很可能与神话传说有关。金怪兽托座正中凸起,不仅是为抬高怪兽,也为适应其下的附着物的球形轮廓。观其用途,似为冠冕的顶饰。以前发现匈奴贵族金冠饰有圆雕立鹰,纳林高兔村的这件金光鲜亮的怪兽冠饰,神奇威武,同样也是匈奴统治者勇猛、高贵的象征。


纳林高兔的金银动物,形态逼真,比例适当,是匈奴艺术的杰作。老虎躯体雄健,花纹斑斓,不失“百兽之王”的气概。卧鹿恬静而机警,警惕地瞭望远方。雌鹿的后身已经抬起,仿佛听到什么动静,做准备跃起奔逃之态,寓动于静。凡圆雕动物,都用模范套合浇铸,体内中空,表壳很薄,铸技高超。加之加工精细,光洁度好,几乎无缝,反映了匈奴工匠卓越的艺术才能。


金怪兽身上的云纹,扣形饰上的涡纹,是承袭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匈奴大角卧鹿形象,又是无定河流域发现的东汉画像石刻上常见的题材。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互相学习的历史事实。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神木匈奴文物的动物形象,当然是当时草原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的摹写。匈奴人除畜牧外,也兼营狩猎,捕猎虎、鹿等野生动物,而这些野兽必须依存于茂林丰草之中。结合文献,可知在秦汉以前的毛乌素沙漠原是水草丰盛的“肥饶之地”。


神木匈奴文物的发现,给匈奴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了解匈奴文物的分布及匈奴的游牧地域等问题,增添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说明长城沿线的陕西榆林地区,匈奴文物丰富。





编 者 按:原文引自《陕西日报》/2021 年/7 月/30 日/第 014 版,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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