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静

[摘要]包括戏剧、诗歌和小说故事等作品类型的昭君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长期的翻译和传播。昭君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促成了昭君文化形象在目标语文化体系中的生成：文本选择环节的悲怨主体形象、基于昭君文学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分析性和批判性形象以及翻译文本接受生成的较为稳定的积极、正面、唯美的昭君形象。但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学译介缺乏对昭君形象承载的核心价值-“和合”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关键词]昭君文学；英语世界；译介；昭君形象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21)06-0013-06

“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成为汉代以来世代传颂的经典故事。在班固《汉书》等简略的历史记载基础上，昭君故事千百年来反复传唱，衍生出了诗歌、戏剧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传唱至今不衰。“派衍出许多美丽的传说，野史编出了许多不同情节的故事，画家描绘了许多画卷，音乐家谱写了许多华章，剧作家创作了许多戏曲，诗人吟咏了许多诗篇”[1]，从而使昭君故事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19世纪早期英国汉学宗师德庇时将元代剧作家《汉宫秋》译入西方，是为昭君文学英译之嚆矢。此后三百多年中，各类昭君文学作品大量译入英语世界；同时，昭君文学也在英语世界得到大量研究。昭君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是昭君文化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侧影；对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学译介与研究状况加以考察。可以了解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的昭君文化形象和知识体系建构状况，这对今后“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精准传播是不无裨益的。

一、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化译介

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化译介主要包括历史文献和诗歌、戏剧、小说故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

1.戏曲

最早的昭君主题戏曲类文学作品是唐代时期的《王昭君变文》，但这部作品仅有残本存世，英国汉学家韦利在《敦煌变文选译集》中未对残文进行翻译，仅介绍了残文情况，并补充了昭君故事。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期刊《译丛》出版了“多面美女王昭君”专辑，刊发了欧阳桢英译的《王昭君变文》残文。另外，有学者在学术论著中对《王昭君变文》残文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如雷碧玮的论文《昭君出塞：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性别与跨文化冲突》[1]等。

各类昭君文学作品中,最先译入英语世界的是戏曲类作品，即德庇时翻译的元杂剧《汉宫秋》，该译本仅翻译了原作的对白和部分唱词，并未完整地翻译整 个作品。该译本1929年由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同年，该译本收入德氏译著的《幸运的结合：中国悲剧》一书，附有插图和注解。此译本后来被美国学者伊皮法纽·威尔逊编纂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和阿拉伯文学》同时收录，被收录的版本均有引言、译者序和注释。《汉宫秋》后来又产生了三个全译本：1965年唐纳德·基恩的译本收入美国著名汉学家白芝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1972年英国“企业经典丛书”收录了华裔翻译家刘荣恩翻译的《元杂剧六种》；2010年美国汉学家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著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专著《和尚、匪徒、情侣与神仙：中国传统戏剧十一种》一书中附录了《汉宫秋》英译文本。此外，英语世界部分学者在相关元杂剧或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论著中供参引之用提供了《汉宫秋》部分片段的英译文本，如金伯利·毕希恩的论文《性别、忠诚与昭君故事的重构》[2]、雷碧玮的论文《昭君出塞：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性别与跨文化冲突》[1]等。

明清时期的剧作家以昭君故事为梗概创作的戏剧作品仅有部分被译入英语世界，如史麻稞等翻译的清代薛旦的《昭君梦》、魏莉莎等翻译的明代陈与郊的《昭君出塞》。

新中国成立后,剧作家曹禺创作的新历史剧《王昭君》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1980年便由赖嘉年完成全剧的英译并出版。

此外，2003年的《译丛》王昭君专辑“戏剧”部分选译了现代剧作家郭沫若创作的《王昭君》第二幕(马柯蓝译)、顾青海创作的《昭君》第三幕(卜立德译)和曹禺创作的《王昭君》第五幕(赖嘉年译)。

2.诗歌

诗歌是英语世界译介频次最高、篇目最多的昭君文学作品。从现有资料统计来看，最早的英译篇目是宋代诗人欧阳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该译本出现在著名英国汉学家巴德辑译的《古今诗选》中，该书1911年在上海由别发洋行出版发行。1916年另一位英国汉学家，克莱默·宾翻译了两则昭君主题诗作，即唐代诗人李白的《王昭君》(其一)和常建的《昭君墓》，非常有趣的是克氏并未全译李白的《王昭君》(其一)，而是采用编译的方式将原诗中的“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一句与其他诗篇中的经典诗句糅合在一起，加工成《李白春天狂想曲》中的“悲”主题长诗。这两则译文收入了克莱默·宾的中国古诗译文集《灯宴》。英国意象主义诗派主将艾思柯夫人和艾米·洛威尔合译的《松花笺》也选译了李白的《王昭君》(其一)这首诗，另外还选译了杜甫的《负薪行》。

20世纪中期开始至今，英美汉学家开始集中研究和翻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宋诗人的诗作，因此，这一阶段产生了大量的唐宋诗词译文集。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韦利1949年出版的《白居易生平与成就研究》专著收录和翻译了《过昭君村》一诗。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出版了若干本杜甫诗作选译或全译集，主要包括大卫·辛顿的《杜诗选译集》、华兹生的《杜诗选译集》、宇文所安的《杜诗全集》和詹姆士·墨菲的《墨菲杜诗全集》。其中，宇文氏编纂的《杜诗全集》为英语世界首部学术性杜甫诗歌全译本；墨氏全译本为自助出版的四卷本。以上两种选译本均选译了杜甫的《负薪行》一诗；两个全译本则涵盖了所有昭君主题或涉及昭君文化典故的杜甫诗作，包括《负薪行》《咏怀古迹》(其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等。

《译丛》王昭君专辑刊发了大量的咏昭君诗作译文，具体包括华兹生、雷迈伦、孔惠怡、卜立德、别仙子、曾丽雯、苏源熙、约翰·登特杨等英美汉学学者和华裔学者在内的数十位译者翻译的50多个昭君主题诗篇，涵盖了从晋代至晚清共48名诗人的经典诗作，如李白的《王昭君》(二首)、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白居易的《昭君怨》、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陆游的《昭君怨》等，向英语世界深度展示了昭君故事和昭君文化的多维和多元魅力。

除此之外，部分学术研究论著中包含了一定量译文，如欧阳桢[3]、格雷戈里·M·帕特森[4]、杨晓山[5]、黄国彬[6]和雷碧玮[7]等诸多学者的相关论文和专著中即提供了一部分论者自译的昭君诗词。

3.小说故事

据考证，东汉蔡邕的《琴操·怨旷思惟歌》是继《汉书》《后汉书》信史记载之后关于昭君故事的典籍记载，“王昭君故事在蔡邕的笔下，已被点染敷衍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和亲事件中的有关重要人物间的性格冲突……得到了充分展示。”[6]可以说，《怨旷思惟歌》是昭君故事由信史向文学作品的首次嬗变。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现了《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等不同的故事版本。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经过不断发展，最终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小说。这些故事和小说中的一部分也在英语世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译介。譬如，欧阳桢在其学术论文中翻译了《琴操》和《西京杂记》中的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3]；此外，杨晓山也在其学术论文中翻译了《西京杂记》版的昭君故事[5]；美国学者艾梅霞等翻译的邓荫柯撰写的《中国历史读物》中包含了昭君故事[8]；美国汉学家马瑞志翻译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其中包含昭君故事等。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昭君主题诗作和读物以及学术论著中都对昭君典故有或详或略的解释或介绍。

基于史实、轶闻、戏剧等各种版本的昭君故事产生了很多情节各自不同的昭君故事英译本，如19世纪末，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罗伯特·道格拉斯在其译著《中国小说》序言部分讲述了元杂剧《汉宫秋》的故事情节[9]。其他译本主要有黄淑琼编译的《昭君出塞》、霍华德·吉斯金所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中的昭君故事、兰伯特·M·瑟霍恩翻译的《王昭君》、杰斯·卢梭翻译的《王昭君》、特雷莎·吴所译的《大漠琵琶》、雷切尔·巴布所译的《王昭君》等。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等编纂的《哥伦比亚中国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选集》中收录了一则题为《财神爷的来历》的民间故事。这则故事中昭君不是主角，昭君和亲中途逃跑、得到了宰相苏武的救助,情节离奇。该选集中还选译了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中的《新编金蝴蝶传》，其中提到古代四大美女，对昭君故事亦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总体上看，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化翻译以诗歌和戏剧翻译为主，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一直在持续进行。

二、昭君形象的建构

大量文学文本译介和学术研究必然促成和影响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化形象的建构和形成，其中，文学主题和内容是关键的、有效的影响因素。

1.文学译介的悲怨主体形象

诗歌是译介规模程度更大的文学作品类型，同时流传便利程度更高。因此，诗歌翻译对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化形象生发与建构产生的影响更大。

就诗歌而言,昭君文化形象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文本的选择上即有非常明确的体现。如前所言，从古至今，以昭君为主题的诗作已有近800首；根据目前的有效资料大致统计可以发现，英语世界选择翻译的文本约70首，其中部分篇目得到了反复翻译,如唐代诗人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和《负薪行》、李白的《王昭君》(二首)、白居易的《昭君怨》、宋代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等。诚如董必武评点千百年来的昭君诗词所言：“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创作借助昭君故事，各抒胸臆，因而这些诗作抒发的感情和创作主题都不尽相同。英语世界选择翻译的不同时期的古代诗作包含了这样几种类型的主题，当然，有的诗作同时表达了多个方面的主题思想：

(1)悲怨：或对昭君“逐出”汉宫、和亲匈奴深表同凄和哀怜；或惜怜昭君出塞道途辛苦，饱受风霜，身世凄凉；或竭力描写胡地天寒地冻和塞外生活的苦辛，想象昭君对自己远嫁的悔恨；或以匈奴蛮野未化，风俗殊异，抒昭君思乡之苦；或寄寓对美人幽闭汉宫的怨恨；或臆测昭君以倾国之美不能尊居后妃叫屈；或抒昭君远离故土，眷恋汉宫，思念汉帝的幽怨等。

(2)谴责：或为昭君鸣不平，谴责画工毛延寿可恨可杀；或影射元帝昏暗不明，以致昭君悲苦结局；或直陈汉廷昏庸无能，在呼韩邪死后拒绝昭君上表回归之请等。

(3)批判：或觉昭君出塞有损大汉威严，否定朝廷的和亲政策；或主张以武力征服匈奴，而非牺牲一柔弱女子的幸福换取朝廷安宁等。

(4)歌颂：或摒弃民族偏见，从汉胡和亲给双方人民带来稳定、休养生息的角度出发歌颂昭君以一人之力换取国家安定；或赞美昭君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和作为一介女流却能舍弃个人利益的高风亮节；或以积极的心态书写昭君出塞的壮观、热闹场面以及昭君出塞带来的胡地发展等。

(5)反思：或替画师毛延寿开脱，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昭君数年幽闭深宫并非画师之责；或从辩证的角度进行思考，认为和亲的命运好过幽闭汉宫终老一生，从而宽慰昭君等。

(6)讽喻：嘲讽汉元帝的昏庸懦弱和满朝军将与谋臣的无能。

(7)遗恨：惋惜昭君一生命运毁于画工毛延寿之手，或以昭君美貌倾国而未居妃位，遗恨终生；或感慨昭君出塞一去不回，且因胡俗有悖汉人道德而饮恨自尽，等等。

从译本数量和翻译频次来看,英语世界选择翻译的诗作以“悲怨”类主题的作品为主，篇目的分布涵盖从汉代至清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篇目数量多达56个。“反思”类次之，共计17个篇目；“遗恨”类、“讽喻”类和“歌颂”类篇目数量分别为14个、12个和11个。“批判”类和“谴责”类诗作篇目则较少选择，分别为9个和5个。

选译篇目的主题类别决定了译本在目标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形象和知识体系建构倾向和效果，英语世界选择翻译的昭君主题诗篇建构的文化形象多为悲怨的昭君形象。这一点从译者的文本把握上也可略窥端倪。以英语世界较早翻译的昭君主题诗作之一-宋代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为例：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汉学家巴德的英译如下：

The Court of Han which shone with beauty rare Of high-born women dowered with faces fair，Had one within it，yet unknown to fame，Of lowly fortune but of gentle name. 

Now Every flower had spared some hue or grace To form Chao-Chiün's divinely lovely face；But courtier's greed had barred the Palace gate，Which Chao-Chiün's father would not try to sate.

译者极力对原作中的“佳人”二字进行诠释和想象：“shone with beauty rare of high-born women dowered with faces fair(面庞白皙，美丽高贵，光耀夺目，世所罕见)”。“天子初未识”一句中增加了译者自己的解读-“Had one within it，yet unknown to fame，of lowly fortune but of gentle name(深居宫闱，人所未识，钱财微薄，却名动后宫)”。

原作中“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很简单，仅仅表达了皇帝昏聩，朝廷无法应对匈奴强索昭君的简单信息，但巴氏却完全抛开原作的文字信息，兀然增补了大量夸张的想象，极力渲染匈奴大举兴兵侵犯汉朝的凶残和暴戾：

Abetted by this courtier, wise and arch,The Tartar armies crossed the Emperor's march，And devastated all the country near，From which the people fled in piteous fear.

毛延寿聪慧狡黠，久经沙场；

他怂恿鞑靼大军攻陷汉地，

一路掠地攻城；

百姓惊恐万分，四散逃离。

译诗先以“人所未识”和“钱财微薄”与“名动后宫”之间的反差衬托昭君的美德和高洁，中间平添匈奴兵临城下，以武力征服相威胁强索昭君的场面，显然译者意在先扬后抑，将昭君的高贵、美丽形象与被迫同意昭君在匈奴武力征伐、汉朝无力应对的情况下被迫出塞和亲的悲惨结局形成强大的反差，以此烘托全诗的主题-“悲”与“怨”。

巴氏选择翻译这首“悲怨”主题的诗作并非偶然。对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读者而言，昭君出塞的故事显然还较为陌生,因此巴氏在译文后面为读者提供了“昭君”的注释：

昭君……因家贫无钱贿赂奸臣毛延寿，毛忿而贿赂宫廷画师，使昭君图像被丑化，无缘得到元帝召幸。后元帝得知真相，毛延寿亡命逃亡至匈奴，将昭君原像交给匈奴首领可汗。可汗因此举兵伐汉，以和亲为由索娶昭君。汉帝不敢拒绝，忍痛亲送昭君出塞……昭君行至边界黑龙江边跳江自尽[10]。 

巴氏刻意选择了一个更具悲剧色彩的故事版本作为这首诗的注脚，但同时也闹了一个“乌龙”：以上注释的故事版本显然来源于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创作的《汉宫秋》。《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创作时间比《汉宫秋》早200多年，宋代诗人欧阳修的诗作用元代杂剧中才出现的毛延寿亡命匈奴(译者将画师毛延寿一人讹误作奸臣毛延寿和画师二人)的故事情节来进行诠释，显然难免杜撰之嫌。不过有一点则非常明确，即译者在选择翻译昭君诗的时候刻意选择了这个主题和这首诗，同时刻意突出了昭君故事的悲剧色彩，刻意强化了昭君的“悲怨”形象。

无独有偶,艾思柯夫人和艾米·洛威尔合译的《松花笺》选译了李白的《王昭君》(其一)，其中的“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译为：

She went to the edge of Heaven，but she did not return：She gave up the moon of Han，she departed from the Eastern Sea.

二位译者是20世纪初期著名的意象主义诗派主将，她们刻意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运用手法，并善于在诗歌创作中“发明”和使用意象。在上述诗句的英译中，她们对原作的语意进行了“ 再加工”，以“she(昭君)”为主语，用四个排比句形象地呈现了昭君出塞途中的一个个画面；尤其是“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句，译者刻意违背原诗中的语义逻辑和语言信息，将其“强译”为“She gave up the moon of Han，she departed from the Eastern Sea(她舍弃了汉朝的明月；她辞别了故乡的东海)”。将译文和原作比较起来不难发现,经过意象“改造”的译文在艺术效果上似乎毫不逊色于原作-译文中的一连串场景凸显出主人公昭君长途跋涉的艰辛的同时内心强忍的远离故乡和故国的悲伤与幽怨。这首诗本身即是“悲怨”类主题的诗作,而英译中更进一步加强了其中的悲怨色彩，如此，呈现给目标语读者的自然是一个令人悲怨的画面，一个充满悲怨的故事和一个充满悲怨的昭君形象。

此外，从主题和内容来看，英语世界选择翻译的戏剧和小说等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仍以悲剧为主，《汉宫秋》的译介规模和频次等都要远超出其他剧作。19世纪初德庇时之所以选择翻译《汉宫秋》，原则就在于其完全符合当时西方戏剧的悲剧标准剧情悲壮[11]。

另外，白芝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将《汉宫秋》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代表作收录其中，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编者对这个“悲怨”主题的剧作认可。各种编译或改写的小说和故事译本几乎都沿袭了《琴操》《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和《汉宫秋》的故事情节。

整体上，在主题和内容上，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学作品翻译的文本选择趋向于建构一个悲怨的主体形象。

2.学术研究的分析性和批判性形象

在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大量译介的基础上，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也对昭君文化进行了多维研究，产生了大量学术论著。

欧阳桢对“昭君出塞”的故事文化形象的演变历史进行了梳理，对不同昭君形象中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度分析，将其归纳为五个维度的经典化形象-“灰姑娘”、孤傲的美女、政治人质、爱国女性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美女，而这些形象层面背后潜在的促生因素分别是野心、骄 傲、权力、忠诚和女色[3]。经过分析，久幽深宫、颜羞鸿雁、横遭强娶、忠于汉室、哀怨怜人的经典化昭君形象被分解成一个个孤立单调的标本。

杨晓山结合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其创作《明妃曲》的动机和手法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王安石的诗作是对当时已经广泛接受的观点的反叛，选择反思和批判的视角别出心裁地对历史史实进行理解，这与当时的诗词创作中为历史观点“翻案”的创作传统相符[5]；因此，昭君只不过是诗人借以表达政治观点和主张的一个藉口。欧阳桢的论文中也指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一批诗人借昭君诗作抒发自己的人生悲怨[3]。叶小青“无情”地揭露了一个内幕：德庇时坦陈其翻译《汉宫秋》不在向西方读者传达一个凄美的故事，而是意在利用《汉宫秋》中的汉匈和亲导致昭君投水自尽的“旧事”激发汉族对同属“夷族”的晚清政府的仇恨,引起汉满斗争，从而让英国在商业和军事上坐得渔翁之利[12]。作者和译者的功利动机或险恶用心使昭君形象变得了然无谓。

英国汉学家卜立德在曹禺的《王昭君》发表后不久即进行了评论：

该剧中的主人公王昭君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宣传样板……其宣扬的是汉族与边陲少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周恩来认识到汉族对兄弟民族存在沙文主义的情况，由汉族女性不愿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现象联系到昭君故事，便向曹禺提出了这一创作思想，建议他挖掘昭君故事教育意义，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抹去其中的悲怨色彩……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昭君主题戏剧创作表明，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发展，王昭君在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始终都在朝向作品设定的方向发展-积极正面，独立自主。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昭君变成得大胆、聪慧灵动，对于和亲远嫁一事毫不犹疑，相反满心雀跃……[13]

卜立德认为，追根寻源,曹禺笔下的昭君形象深深打下了“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烙印，让昭君演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激情满怀的年轻女性形象，昭君被剥去了其他的血肉，只保留了这一形象特征。尽管“昭君的形象由西汉的正剧形象，魏晋以后逐渐变为悲剧人物，直到近七十年才恢复历史真相，转化为民族友好使者的正剧形象”[14]，曹禺创造的新的昭君形象很大程度上并未扭曲其本来价值但在卜氏看来，其只不过是一个标本，一个过度拔高的政治化标本。这些结论性的评价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性意识形态意味和群体性的尖酸话语口吻[14]，西方汉学家具有强烈代入感的评论让曹禺创造的超越传统“悲怨”特征的新昭君形象变得面目可憎，几乎被彻底否定。

学术研究并不创造故事文本，但其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抹杀既定文化形象的原生价值或赋予既定文化形象以一定的衍生价值，从而创造各种新的文化形象，这些形象却是批判的和分析的，英语世界汉学研究视阈中的昭君形象即是如此。不过，学术研究论著面向的受众较为局限，针对的受众主要是汉学专业人士，在他们眼中，昭君形象只不过是一个文化标本，一个可以被加工的文化标本，无关美丑和善恶。

3.接受形象：正面·积极·唯美

受众是翻译作品“后起的生命”的生发基础。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经过翻译进入目标语文学和文化体系之后,读者本身也参与作品的阅读和再加工-即解读和诠释，从而实现文本的价值生成。从文学翻译的视角看，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化形象的生成是受众，即目标读者群体在对翻译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内化和加工之后的生成结果，昭君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形象。昭君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昭君故事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大量再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昭君故事及其各种形式的改编作品在网络上的再现。根据Google搜索统计数据来看，目前英语世界共有70余个网站(页)用英文介绍昭君故事，故事情节和内容详略程度不一；约40个网站(页)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昭君的生平和出塞的故事梗概，其中约半数介绍了《汉宫秋》版本的昭君故事，大多数介绍了《汉书》和《后汉书》信史版本或《琴操》版本的昭 君故事，如美国西肯塔基大学网站的中国文化专栏选用了翻译家袁海旺翻译的《琴操》版昭君故事。少数网站详细地介绍了各个版本的昭君故事,如美国数字媒体科技网站SupChina等。

其次，从Amazon和 Goodreads等读者评价平台以及Twitter、Facebook、Blog和Tumblr(轻博客)等社交平台统计数据来看昭君文学的翻译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消费与反馈情况可以发现，虽然广大读者对译本的评价较少，但有效评价评定的星级较高，大部分译本平均星级在3星以上(最高级别为5星)，对昭君的正面评价意见居多，“Han Dynasty(汉代)”“concubine/consort (妃子)”“Four (Greatest) Beauties(四大美女)”“flawless(无暇)”“peace envoy(和平使者)”和“friendly relations(友好关系)”等关键词出现频次非常高。

再者，昭君故事的衍生文化产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引进与开发，譬如Bolgspot博客网站的“中国古典音乐(Early Chinese Music Resources)”专栏、History and Women(历史与女性)、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Google Arts and Culture(谷歌艺术与文化)等网站介绍了很多与昭君故事相关的国画、音乐、雕塑、瓷器和文物等。

此外，昭君故事和昭君文化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推广。譬如，Wikipedia(维基百科)、Wikimedia Commons(维基共享资源)、PANTHEON(名人堂)等。根据PANTHEO统计，自2007年至2021年7月，共有298,332人次在维基百科上查阅“ Wang Zhaojun”词条；维基百科用19种语言介绍昭君生平；在“世界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名录中，王昭君目前排名第1827位，2019年排名为第1796位；在“最受欢迎的中国人传记”名录中，排名第142位；在“最受欢迎的中国政治家”名录中，排名第90位。

大体上看，昭君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很好的接受，目标文化体系中生成的昭君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同时也是唯美的。

三、结语

昭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昭君精神是中国“和合”文化的象征。昭君文学通过一二百年的翻译和传播，在英语世界生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形象，建构了关于昭君故事的知识体系。但西方对昭君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很大程度上离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还有一定距离：昭君文化的本质与核心价值是“和”与“合”，英语世界对昭君故事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昭君牺牲自己为军力孱弱的汉朝换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的层面上，忽略了汉朝和匈奴双方休战是符合两个民族人民的福祉，这才是昭君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和”乃“和谐共生”的“和”，“合”为“合则两利”之“合”。简单的“和”“合”二字,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上智慧。如此看来，英语世界的昭君文学的翻译和昭君文化传播仍然非常必要，同时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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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11月第43卷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