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兄弟民族在这个大家庭里互为依存而时有争夺。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间的经济物资互为依赖、风俗文化彼此交流的兄弟手足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烏氏倮是秦始皇时期匈秦物资交流的代表。随着几十万人口进入匈奴，大量的农耕手工业产品进入该地,更多的畜牧狩猎业产品进入了中原。互为补充的经济依存关系,数千年来一直强劲地维系着中华各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完整体系。
[关 键 词] 匈奴;中原;经济文化;互为依存;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08)06-0075-04
中国作为举世瞩目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彼此交往互为依存而时有争夺。秦朝尤其是两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物资互相交流、风俗文化彼此影响,比以前更加频繁、密切、深入和普遍,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充实、影响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充实、影响了周边地区。西汉经济的繁荣、封建国家的统一就是建立在各族人民共同进步基础之上的。
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大攻马邑”，以马邑为治所的西汉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对于初定中国的西汉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同年冬天,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往击,朝廷军队在铜鞮攻破韩王信,斩杀了韩王信的部将王喜之后,“[韩王]信乃亡走匈奴”。这次跟随韩王信亡走匈奴的西汉将领很多,包括上郡白土人曼丘臣、王黄、赵利,以及原属韩王信的“败散兵”,还有韩王信的夫人、“太子”。虽然韩王信本人于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在与汉军作战时被西汉将军柴武所败杀(“柴将军屠参合, 斩韩王信”),但是韩王信的夫人老小以及随从部众们,却在匈奴地区生活了三四十年。一直到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西汉东路军精兵五万骑出塞攻击匈奴时,所俘获的“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中仍然有“韩王”。
汉十一年秋季,燕王卢绾秘密派遣的使者张胜,在匈奴地区亲眼看见“故燕王臧茶子[臧]衍出亡在胡”。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汉将樊哙既已击斩陈豨,陈豨的裨将们只好投降了汉朝,他们供言“燕王[卢]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刘邦反复遣人验问, 卢绾皆“称病不行”。同时,汉朝“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因使樊哙击燕。燕王[卢]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虽然大约一年以后,卢绾死于匈奴之中,其妻在高后时“亡降汉”,至孝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卢绾之孙卢他之亦“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但这次跟随卢绾进入匈奴之中的中原人口不在少数,长期留居胡中者的数量亦应相当可观。
汉十一年秋,陈豨在代地反叛汉朝,“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当刘邦“自往,至邯郸”前去镇压时,西汉赵相周昌奏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五城。”刘邦在当时也说:“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
公元前133年,匈奴军臣单于(前161—前126年在位)率众进入西汉武州塞,在“未至马邑百余里”处,捉获了汉军雁门尉史,雁门尉史告密投降后,被单于封为“天王”而留居匈奴之中。
“自马邑军后五年(公元前129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 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 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根据本段记载,此次约有一万七千余汉军骑兵(除战死者外)留在了匈奴之中。
公元前123年春夏,卫青率六位将军先后两次出定襄塞攻击匈奴。其中的右将军苏建和前将军翕侯赵信“并军、分行, 独遇单于兵, 故尽没”。这次汉朝亡失军兵三千余骑,其中,“右将军苏建亡军, 独身脱还,赎为庶人”。在公元前123年进入匈奴地区的这三千余名中原人骑兵将士中,有一个人很著名,他就是赵信。赵信曾经“为单于画计”,匈奴在窴颜山还建造了赵信城。
公元前103年春,汉遣浞野侯赵破奴率兵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里,期至浚稽山而还,在距离受降城四百余里处,被匈奴八万骑包围, “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遂没于匈奴”。这次,又有两万余中原人骑兵进入到匈奴之中。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遣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苏武与副使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侯百余人俱”,出使匈奴。至公元前81年南返汉朝时,跟随苏武返还汉朝者只有九人,不到其出发时随行人员的1/10,其余的1/9多,除“物故”者以外,年龄都应该在40岁上下,因为苏武在出发时不可能招募上年纪的人,年轻力壮应该是其基本条件,十八九岁的“士、斥侯”,在匈奴社会生活19年以后,他们仍然富于春秋,但是他们并没有跟随苏武归汉,他们选择了留在祖国北方的匈奴地区,《汉书》明确记载他们此前早已经投降了匈奴:“单于召会[苏]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这又是一批从西汉进入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
公元前99年,跟随李陵从居延出塞北行30日去攻击匈奴、以分李广利之兵的五千名汉军步卒,也有不少留在了匈奴地区。
驻守奚侯城的西汉塞外都尉李绪,投降匈奴后“单于客遇绪,常坐[李]陵上”。李绪也是一位从中原进入匈奴地区的人员。
公元前97年,因杅将军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因杅与[匈奴]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此外,《汉书》中还有一段记载当时公孙敖情况的史料说:“七岁,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 巫蛊,族”。虽然我们拿不出确切的数字,但公元前97年从汉朝进入匈奴地区的中原人骑兵步卒,其数量应当也是很大的。
公元前90年,西汉贰師将軍李广利“复将七万骑出五原,击匈奴。度郅居水,兵败,降匈奴”,李广利一下子就率领七万余名汉军骑兵从中原降入匈奴地区。
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中原人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了匈奴地区。除这里所说的战败投降者以外,还有其他很多途径,正如公元前33年, 西汉官吏中熟悉“边事”的郎中侯应所说:“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 ‘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 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不仅有很多原西汉从军者早已经留居匈奴地区,更有他们的子孙亲属、包括边人奴婢, 很多人都“欲亡”入匈奴。虽有边塞哨卡,而时有亡出塞外的中原人众。
除从汉朝进入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以外,当时还有数额也颇为庞大的、从匈奴地区进入中原汉朝的匈奴人口的流动(因篇幅有限,这方面的情况已另文专论,此不赘言)。
人口的北往南流,必然将其原来生活地区的用具物资、风俗习惯等等,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携至进入地区。当时的匈奴社会中,就存在着数量非常巨大的中原物资产品。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是,在漠南地区的匈奴墓葬里,例如桃红巴拉、毛庆沟、阿鲁 柴登、西沟畔、玉隆太、瓦尔吐沟、速机沟等地的匈奴墓葬中,在漠北地区如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之北百余公里的诺颜乌拉地区、俄罗斯赤塔地区、外贝加尔地区(蒙·俄)、哈萨克斯坦的巴泽雷克地区以及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墓等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秦汉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物品。在前苏联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卡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境内),甚至存在着“中国式宫殿遗址”,郭沫若先生认为“这可能是汉家的公主下嫁时, 皇帝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建立此屋,以为陪媵的”;周连宽先生认为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的住所,而吉谢列夫先生认为是李陵的宫 殿。无论这是谁的居所宫殿,它都属于当时从西汉传入匈奴地区的、中原制造的物资产品,它都是当时中原文化习俗的载体,是中原地区与匈奴地区经济物资互相交换、风俗文化彼此影响的见证。
日本著名学者梅原末治先生在他的《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遗物》 中写道:“对于诺颜乌拉古墓出土物品的调查所见,已如前面遗迹、遗物等各个章节的记述。综观这里出土的所有物品,人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完全可以确认为中国生产制造的物品占据着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些中国生产制造的物品,有一部分自身就标记着制造年代,其余的则全部都是汉代的东西。例如漆杯中的某几件实物上,铭刻书写着西汉末期‘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某位‘官工’制作的标识;锦缎当中亦有一些编织出了铭辞,据之可以认定它们的制作年代也在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诺颜乌拉出土的缣帛、漆器、铜镜等物品,与西汉乐浪墓葬出土的同类物品的形制、风格、纹饰、款式等皆表明,它们的制作年代、出产地点基本相同,都是汉朝时期的中国。
佟柱臣先生在俄罗斯期间,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考古学资料”,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莫斯科俄罗斯历史博物馆、卡拉斯诺雅尔斯克博物馆里,分别收藏着中国汉代风格式样的“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圆瓦当、铜辅首。佟柱臣先生在他的论文中还提到,在巴泽雷克古代墓葬中,发现了陪葬的马,“驂为中国娟、淡黄色、 很薄,本身素面无花纹,驂的上方绣成疏稀凤凰”,巴泽雷克墓葬还出土了中国式样的四山纹镜。佟柱臣先生还介绍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的部分中国汉朝时期制造的文物:“在紫地茶色纹娟织物上的流云纹、动物纹间,织有汉字‘凤凰群鹊婂昌万岁宜子孙’,‘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等文字,而且这种绢织物还出现于奥格拉克蒂的墓葬中。”佟柱臣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又说:“远东自海参崴起,中经伯力、赤塔、乌兰乌德、克泽尔、阿巴干、以迄中亚的吉尔吉斯,凡是中俄两国接壤的地方,都发现了中国的古代文物。”
原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的C·N·鲁金科博士撰写论文说: 他们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一些显贵人物的,主要是部落首领的石顶巨墓。这些墓葬,由于墓土封冻得很结实,墓中还很好地保存着中国的丝织品以及其他物品,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棲息于树上,凰飞翔在林间的素底间——的形象是极其多样化。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也说:这类丝织品是中国制造的,供最富有的人们,特别是供“公主”出嫁时用的。刺绣的题材大概与中国古代关于凤凰的故事有联系,认为凤凰是飞翔在壮硕的梧桐树之间,按照朱子的註疏,它们还象征着宫廷的昌隆。
索斯诺夫斯基先生在恰克图附近的苏扎河畔伊尔莫瓦谷地,发现了几座规模巨大的墓葬,出土器物中有许多都是中国制造的,“如丝织物、小漆杯、青铜镜、白玉器、大的细颈灰陶瓶、铁马衔、兵器(三叶形铁箭簇、骨制弓饰)等”。
大量的文字记载、出土文物互相印证,用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和春秋战国以及三国两晋时期一样,秦汉时期的中国北方游牧狩猎民族——匈奴,与中原地区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异常频繁密切的经济物资互相交换、文化风俗彼此影响关系。
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一段记载告诉我们,秦始皇时期,匈奴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民间物资交换就已经非常盛行。烏氏倮经营羊马牛的饲养,等到他饲养的羊马牛的数量繁殖至众多之时,他就悉数出卖,而买回上好的丝织物品,寻找机会避开关禁,通过非官方渠道运往匈奴地区“间献遗戎王”,得到献遗的匈奴首领(戎王)回赠烏氏倮牲畜,价值是丝织物品的十倍。烏氏倮因此而发家,“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烏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垓下之役以后,刘邦本来打算把西汉的首都设在雒阳,然而张良和刘[娄]敬却都建议他定都关中。张良说: “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 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对于其中的“北有胡苑之利”,《史记·索隐》注引崔浩语云:“苑马牧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史记·正义》也注释说:“《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与胡接,可以牧养禽畜,又多致胡马,故谓胡苑之利也”。刘邦初立国时期,包括楚汉相争以及秦始皇时期,中原人仍然在通过交换互市的渠道而“多致胡马”,取得胡苑之利。这段史料以及相关注释亦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时匈奴人也可以通过交换互市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定居农耕民族所生产的农业、手工业产品,“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
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接境壤界,唇齿相依,双方之间关系的主流是频繁密切的经济物资彼此交流和风俗文化互相影响,同时也发生过为争夺生活资料、生存空间而引起的武装冲突。其中,战争冲突是双方统治者强加给各族人民的沉重负担和无辜牺牲,而各族人民之间有史以来即已存在的、经济物资互为依赖、风俗文化彼此交流的兄弟手足关系,不仅一刻也没有因之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呈现出日益密切的趋势。
正是这种不可割断的兄弟手足关系,这种坚韧无比互为补充的经济依存关系,数千年来一直强劲有力地维系着中华各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完整体系。经济物资的流入,必然携进物资产地的文化风俗。匈汉双方的风俗文化成分,随着双方经济物资的巨额交换流动而频繁地互相碰撞、紧密地彼此融合,演绎着中华各族渐趋一统的历史规律。这种无比坚韧的经济纽带作为牢固丰实的物质基础,把匈汉两地的绝大多数民众都紧密地联结起来,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 者 按：原文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8年第6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