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都没有写昭君跟随呼韩邪单于回到漠北单于庭要从哪里走。《前汉书》没有写，其他史料又找不到，而《明平府志)和《左云县志》 (光绪本)偏说昭君出塞时路经汉武州城，并在武州城里住宿过。我原也不信，当我翻阅《前汉书》 匈奴传时找到了一点线索。《前汉书》匈奴传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呼韩邪单于死后，其子雕陶皋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遣使者右皋林王伊演莫邪等奉献朝贤，即谴使者到蒲阪，这就说明，匈奴使者返回漠北单于庭复命，没有走上郡、朔云郡，而是从长安出来东行过黄河到了蒲阪 (今永济)，再由蒲阪一直北行，沿着汾河谷地，越过匈注陉到达马邑，再沿元子河谷(即当年武帝命聂壹诱匈奴人塞的武州塞)到达武州县城，再北进入善无境内的兔毛河谷地，出参合口至云中郡，单于庭在云中郡之北。匈奴使者这就可直达云中郡北之单于庭了。匈奴使者返单于庭之路线，也正是昭君出塞时的路线。按照汉时驿站的设置，相距十到二十里即设一驿站，专接送过往官客。呼韩邪单于既已归汉，受到沿途驿站的迎送这是十分正常的。如果是从长安一直北走，在现今榆林南还可以，也有相应的驿站，如果再北进入毛乌素沙漠，这就困难得多了，除非是为了打仗而不得已，正常行人绝不会穿行沙漠的。再加昭君出塞时，仪仗随行人员一定也比较庞大，更不能贸然行之。
在《朔平府志》和《左云志》中提到了现今五路山的蹄窟岭，说昭君出塞时曾走过，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人口稀少，这样的山岭基本上没有人烟，荒山中没有人行的路，大队的随行人员就无法通过，无法食宿，因之是不会走五路山的蹄窟岭的。至于岭上的马蹄印迹，也只能是某石的偶然相似，或是好事者有意凿出而成，非如此别无它说。
